第一趟货回来，蒋玉英赚了钱。

她把应缴的税送进州署，又给我带了一只海螺。我贴在耳边听了半晌，只有空空的响声，她非说那是海。我没拆穿她，放在案头，每次核码头账核得烦，就拿起来听一会儿。

第二年，码头果然热闹起来。

多了卖饭的棚子，修船的铺子，还有几个替人写家书的小摊。罗舒兰接到一批改制装卸器具的活，添了两名学徒。阿芹来州城看母亲，站在一匹花锦前，眼睛都舍不得眨。

我给母亲呈过一份账：商税增加，船户收入增加，州中流民落籍也增加。

她还没看完，何秋娘就在门外叫我。

“米涨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一点，以为不过是青黄不接。她把三次买米的价写给我，最后一笔比最早的一笔高了一半。种田的人家还有存粮，城里靠日钱吃饭的，先熬不住了。

陶穗跟着查了三天。码头聚集的人多，作坊招工又赶上几处田减种改种桑麻，附近的粮源原本就紧。几名粮商还听说明浦有人收粮，提前买了大批谷子，等价再抬一抬才卖。

税册上的好消息，和粥铺门前重新排起的队，出现在同一个月。

我去找蒋玉英。她没否认自己也买了粮，说船上几十张嘴要吃饭，远途得备够，货栈工人也要吃。

“多的呢？”

“有人买，我就卖。”

“你明知道城里快吃不起了。”

她脸上的笑收起来：“沈大人，关钱我照交，秤也没动。若不许卖，早些告诉我。不能运货时说靠商人，涨价时又只来骂商人。”

我从她那里出来，恼了一路。回到州署，看见自己先前那份通商呈议，才想起我从没算过新增的嘴要吃多少米。

母亲召集粮商议事，我提议禁粮出境，穆主簿立刻问，过境的粮船也扣吗？上游买给下游的口粮算谁的？禁多久，哪日开，已经收钱签契的怎么办？

纸上短短四个字，拆开全是要答的话。

最后州署公布了限期办法：先查实州仓余粮，按日放出一部分平价出售，限制冒名重复购买；对有契据的过境粮逐船核验，益州本地大宗外运暂缓，船员合理口粮照常供应。禁令写明届期重议，不能让衙门拿着一纸旧令无限收钱。

同时，我们请商户从江东购粮，运脚和损耗公开议定，交货验收后支付。蒋玉英报了价，比我心里算的高。

她把船、工钱、沿途损耗一样样列出，我划掉一项重复收取的仓钱，她看我一眼，拿回去重写，没再讲什么情面。

粮船来的时候，城里已经有一家饼铺关门。

正是我买饼的那家。

老汉坐在空炉前，说面贵，柴也贵，涨饼钱人家骂，自己贴又贴不起。他儿媳去了织坊，孙女在家带弟弟，一天挣的钱刚好吃饭。

我把他的情形记下来。他问有什么用，我没能立即答。

后来每回呈通商账，我都附上几种日常粮食的价，工钱也分开写，不再把所有进项混在一处说增长。最初有人嫌繁，母亲没有删。

等粮价终于落下一截，我去码头找那家饼摊。炉子重新生了火，饼比过去小一点，老汉认出我，没说谢，只问这回买几张。

我说两张，付了足数的钱。

老汉拿纸包好，忽然补了一句，儿媳还在织坊，学会了一种新花样，下月兴许能涨工钱。他并不愿意码头重新冷清。我站在炉边听他算一家人的收支，把原本想说的安慰话收了回去，等他算完，才接过热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