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见海货，是一小瓶绿得发蓝的碎玻璃。

商人蒋玉英把它放在州署桌上，说完整的时候值六匹上等绢，如今只配拿来哄小孩。她刚从明浦回来，路上过了七道关，碰上三回临时加征，赔钱倒不在海上，都赔在江里了。

她来求免下一趟的关钱。

母亲没有答应，叫她把七道关的凭据留下。

其中两道根本不在朝廷税册上，一道是旧年军营留下的卡，另外几道各有各的说法。朝廷整军之后，私卡少了，却没有一夜消失。有的县欠着差役工食，索性把收钱的亭子继续留在江边。

我拿着那瓶碎玻璃，去问蒋玉英海的另一头有什么。

她说各样东西都有，但益州最该卖的，是轻而值钱的锦、漆器和焙好的茶。粮食也有人买，不过运远了损耗大，得看年景。

“姑娘想挣钱？”

“想让这儿有钱修渠。”

她笑了：“那你找织户、船户说去。我挣钱，可不一定轮得到他们挣钱。”

我真去找了。

城南织坊里，织机从天亮响到天黑。主人说销路好最要紧，几个织工却悄悄告诉我，买丝得先借钱，货卖出去，常被挑错扣价，一年忙完还欠着东家的料钱。船户更直白，愿意运，得先知道过关要交多少，不能出发时算着赚钱，回来卖船还债。

我的第一份通商呈议写了三件事：清私卡，明定沿江税额，州署整修公用码头，租给船户装卸，不独许一家。

母亲让我补上修码头的钱从哪里出。

我盘算赏银还剩多少。她摇头，说公用码头总靠你贴钱，下一任没钱怎么办。最后我们削减了原定的大仓，只先修一段坏得不能用的栈道，用已批的修缮款，新增部分另请朝廷核准。

朝廷回文很慢。明浦已有市舶官，益州无权自行许海船出洋。我们只能联络沿江州县，向中央申请统一关牒，货物在海港查验后，再由有资格的海商承运。

我抱怨盖一个章要等两个月。

穆主簿把下游两州尚未回文的地方圈出来：“催可以催，先催这两处。不问清他们收多少，咱们给商户说的数，出了益州就做不得准。”我让他拟催文，自己把运费再算一遍。

同年冬，州署与沿江驻军会同清查，拆了那处旧军卡。守卡的人辩称收的钱要养军，账上却记不出哪一营收过。我跟着核到最后，见亭子被拆、旧令收缴，才从待办簿上勾掉这一处。

直到第二年春天，第一批试运的货才在码头装船。

蒋玉英认领了一半，其余由四家商户分认。货主自行承担买卖盈亏，官府验秤、给关牒、派人核看收费。几家小织户凑不成一舱，便合装，收货时把每家的数另记。

陶穗站在船边，举着册子和船头的人喊话。她已考进州署做书吏，不再领我给的月钱。有人仍喊她沈姑娘的丫头，她不争，只让那人把签押重写，写清楚收的是谁家的货。

江风把她的纸吹得哗哗响。

我问蒋玉英，这些货多久到海边。

“水顺就快，水不顺就慢。”

“总有个日子吧？”

她用下巴点点江面：“你去跟它商量。”

船离岸时，我跟着走了很远，直到纤道转弯，船影被山挡住。回来的路上，码头边卖热饼的老汉多添了一炉火，说今天卖得好，明日让儿媳也来帮忙。

我买了两张，拿回去给母亲。饼已凉了，她批完手里的文书，仍吃得一口不剩。

临睡前，我在窗边翻看当天的收货簿。每一个总数后面，都能找到一户具体的人家。以前我看舆图，益州之外多半是空白；如今沿着那条江往下数，我知道至少会有人接着翻看这本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