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来得很快。

消息不知道怎么传的，十分钟不到，山道上涌出几十号人，老的少的都有，扛着麻袋、提着筐，有个老太太甚至拎来了一口铁锅。

真是人才。

他们撬开车厢时，我被人押着在旁边看着。

一箱箱货搬出来，酒箱叠得整齐，标签朝外，描金麦穗图案在阳光下挺显眼。螺的箱子是泡沫的，表面印着红字，“极品深海大田螺，低温保鲜，请勿暴力搬运”，有两个人合抬一箱，小心翼翼，生怕磕着了。

我盯着那几个泡沫箱，脑子里想的是六个月前我哥打来的最后一个电话。

“弟，车坏了，我药快用完了，你再给我打点钱过来——”

那通电话里，我哥的声音比平时轻，我以为信号不好，挂了电话先给他转了钱。

后来我才知道，那点钱没用上。

药被抢了，人就这么没了。

“愣啥呢。”

押着我的年轻人用肘子戳了一下，黑瘦，脸上有道疤，看我的眼神跟看麻烦一样。

我低下头，让他以为我在哭。

货箱侧面，压在底层的位置，有一张黄色标签，国标警示字体，“危险品，工业甲醇，禁止饮用”，图标是一个倒下的人形轮廓。

我特意把那几张标签贴在最不起眼的地方——不显眼，但也不可能没看见，只要稍微上点心。

没有人上心。

王老憨的儿子王二走在人堆里，比他爹高出半头，腰上别着把折叠刀。这人在石头村算是个地头蛇，没什么特别本事，就是下手比别人狠。

他转了一圈，踢了踢箱子，瞥见底层那张黄色标签，蹲下去看了一眼。

我的心跳快了半拍。

“王二哥，咋了？”旁边有人问。

王二站起来，往我这边扫了一眼。

我把刚才憋着的劲全部用上，扑过去声嘶力竭地大喊：“看到没！那个黄标签！危险品！工业甲醇！你们真不能动这批货，出了事谁都担不起！”

我喊得越急，王老憨的脸就越轻松。

他慢悠悠走过来，把烟斗从嘴里取下，用烟斗杆在我额头上点了一下：“小伙子，我见过的拉货司机比你走的路还多。你说是危险品，那黄标签是你自己贴的还是厂子贴的？你说是工业燃料，工业燃料能散出这个酒味？”他把烟斗重新叼回去，“你把老子当傻子呢。”

王二已经大步走过去了，他揪住我衣领把我拖开，另一只手抓住那张黄色标签，用力一扯，撕得干干净净，然后踩在脚下。

我看着那张标签碎在土里，往前踉跄两步，慌乱去摸口袋，声音带着哭腔：“记录仪！我的行车记录仪！全都录下来了！你们抢货、毁标签——全录着呢——”

王二听到这话，停了一下。

他转身往驾驶室走。

我站在原地，没动。

车门拉开，王二探进去摸了一圈，把记录仪从卡扣上薅下来，拎出来举过头顶，对着众人晃了晃，然后拎起铁锹，“砰”地砸下去。

黑色的塑料壳裂开，内存卡弹出来落在地上。他弯腰捡起，两根手指一掰，断成两截，随手扔进路边草丛里。

周围的人起哄，有人拍手，有人吹口哨。

王老憨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蜷在地上捂着肋骨——王二刚才那脚踹得实实在在，确实疼——但我没哭，没骂人，也没挣扎。

我在数。

他们亲手撕了危险品标签。

他们亲手砸了记录仪。

他们把所有能对我有利的东西，一件一件亲手处理掉，干净利落，连一个帮他们洗清的余地都没给自己留。

——有时候，最得力的帮手，就是对手自己。

王老憨俯身，拍了拍我的脸，语气跟哄孩子差不多：“小伙子别哭了。今晚留下来吃饭，我们石头村的田螺，那是一绝。”

他朝旁边人摆了摆手：“把他拴到村口槐树上，就拴那，能看见广场，让他开开眼。”

两个人押着我去村口，拿绳子绑在老槐树上。位置确实好，正对着村广场，视野全开，什么都看得清楚。

王老憨真会挑地方，我寻思他之前没少把人捆这儿。

太阳还剩最后一点，村里已经开始生火了。

爆炒田螺的气味往山上飘，混着开坛的酒气，风一吹，老远都是。

树下偶尔有村民路过，朝我投两眼，有的嘲笑，有的干脆不看。有个小孩跑过来盯着我看了半天，被他妈拖走了，没打招呼。

我靠着槐树，闭上眼。

哥，你看见了吗。

广场那边，灯火亮起来了。

酒坛开了，螺下锅了，人声越来越嘈杂，有人猜拳，有人唱起什么调子，跑调跑得厉害，但喊得很响亮。

我睁开眼，望着那片灯火。

这顿饭，你们吃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