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礼堂，外面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我推着轮椅，沿着马路牙子慢慢往前走。

失去知觉的双腿像两根沉重的木头，死死绑在我的身上。

每一次经过减速带，大腿根部的神经就会传来一阵钻心的幻痛。

我咬着牙，把痛呼咽回肚子里。

城郊的公墓在半山腰。

平时坐公交只要半小时，我摇着轮椅走了一上午。

上山的路没有无障碍通道。

只有一级一级陡峭的石阶。

我把轮椅锁在山脚下的栏杆旁。

双手撑着台阶，拖着下半身，像一只蜗牛一样往上爬。

粗糙的石板磨破了我的裤子。

膝盖处的布料渗出斑驳的血迹。

可我感觉不到疼。

我的心早在那场车祸里，跟我爸一起死了。

爬到半山腰的角落，我终于看到了我爸的坟。

没有大理石墓碑，没有修葺整齐的花坛。

只有一块简陋的青石板。

这是林玉兰亲自选的地方。

她说，好位置要留给那些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人。

我们家属不能占公家便宜。

我靠在石碑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汗水流进眼睛里，杀得生疼。

“爸，我来看你了。”

我摸着石碑上那张泛黄的照片。

照片里的男人笑得温和又窝囊。

他这辈子，连一句重话都没对林玉兰说过。

记忆像倒灌的江水一样涌出来。

我十岁那年，半夜发了高烧。

烧到三十九度八，甚至开始抽搐。

我爸抱着我冲到急救中心。

那是林玉兰值夜班。

刚好儿科的床位全满了。

唯一的特需病房空着，林玉兰却怎么也不肯给我住。

“那是留给有突发情况的重症患儿的。林越只是发烧，在走廊挂水就行了。”

我爸红着眼眶求她。

“走廊风这么大，孩子烧成这样会转肺炎的。”

林玉兰板着脸，不容置疑。

“我是主任，必须带头守规矩。你让我把亲生儿子安排进特需病房，底下的医生怎么看我。”

那天晚上，我爸抱着我在走廊的过堂风里坐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我果然转成了急性大叶性肺炎。

在普通病房住了一个月才好。

而出院那天我才知道，那个空了一晚上的特需病房，第二天住进去了院长的远房侄子。

只是因为吃坏了肚子。

我爸知道了也没敢闹。

他只是摸着我的头，叹着气说。

“你妈在这个位置上，有她的难处。咱们多体谅。”

体谅。

我们体谅了她二十年。

换来的是什么。

是车祸现场，她毫不犹豫调走的那辆救护车。

是我爸在变形的车厢里，流干了最后一滴血。

“爸，我不想体谅她了。”

我把头磕在冰冷的石碑上，声音哑得不成样子。

“我今天把话说绝了。我不要这个妈了。”

山风吹过，卷起几片落叶。

没有任何人回应我。

我孤零零地趴在坟前，看着自己干瘪的双腿。

其实我知道，林玉兰不爱我，也不爱我爸。

她只爱她胸口那块发光的牌子。

她享受那种“大义灭亲”带来的道德优越感。

每一次牺牲我们，她都能换来外界的一片赞誉。

“看啊，林主任多无私。”

这句夸奖，是用我和我爸的血肉换来的。

我撑着石碑，慢慢直起身子。

太阳快落山了。

我还要爬下去，我还要活着。

我要看着林玉兰，没有了我们这些可以被牺牲的道具。

她的那出道德大戏，还要怎么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