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嘴不严的，这会儿就该直奔医院了。

张卫国没去。

人家家里有事，你堵到病房门口，办成了也是结仇。

他回站把当天的单子对完，第二天又去了装卸台，还是两包烟，还是蹲在底下。

这回问的不是糖。

“哥几个，你们站长家里，是不是添了人口？”

“你怎么知道？”

“上回听你们说他往医院跑。”张卫国把烟递过去，“这年头往医院跑，要么是病，要么是添人。他要是病了，脸色不会那么好。”

小六乐了：“你这人心细。”

“那小子多大了？”

“谁？”

“你们站长的孙子。”

“哟，你真猜着了。”小六一拍腿，“头一个孙子，上礼拜生的。站长那天在院里乐得跟什么似的，烟一人发两根。”

“儿媳妇还好？”

“不太好。”小六声音低下来，“听说奶水不够，孩子饿得直哭。大夫让喝鱼汤，鲫鱼汤，还得是活的。这大冬天，上哪儿弄活鲫鱼去。”

旁边一个年长的插了一句：“前天站长还托人去西直门外的水产店问，人家说冻的有，活的没有。”

“活的真没地方弄。”小六说，“除了钓。这天儿，河都冻上了。”

张卫国站起来，把剩下那半包烟整包塞给小六。

“哥，谢了。”

“嗐，一句话的事。”

骑出两条胡同，他拐进一条没人的死巷，把车靠墙。

闭眼。

塘里的水是凉的，鱼贴在底下不动，手伸进去，一网捞上来七八条。

他挑了六条，都是半斤往上的，放进木桶，灌半桶水。

鱼一摆尾，水花溅在裤腿上，凉得透骨。

出巷子前他站着想了半分钟。

这桶鱼送过去，有两种送法：说为了糖，或者不说。

说了，是交易，人家给不给都膈应；不说，是人情，可人情这东西，他不想欠，也不想让人欠。

南苑那位教过他：鱼是鱼，肉是肉，得分清。

孙站长家在灯市口后头的一个小院，三户合住。打听了两个人才问到门。

开门的是个老太太。

“您找谁？”

“大娘，我是红旗粮站的采购员，姓张。”桶往前一提，“听说家里添了孙子，儿媳妇要喝鲫鱼汤，我弄了几条活的。”

老太太低头看桶。

鱼在里头转圈。

她抬头的时候眼睛是红的，转身就往屋里喊：“老孙！老孙你快出来！”

孙站长出来了，五十多岁，穿着棉背心，手里还捏着半张报纸。

看见桶，他第一句话不是谢。

“你怎么找到我家来的？”

“打听的。”

“打听谁了？”

“装卸台上的师傅。”张卫国说，“我没说是为了糖。”

孙站长盯了他半天。

“小张，我这人有个毛病。”他把报纸折起来，“别人送东西，我不收。收了就得办事，办不成，我欠人情，一辈子难受。”

“这鱼我不是送的。”

“嗯？”

“您按价算。”张卫国把桶放在地上，“鲫鱼五毛一斤，六条三斤二两，一块六。您给钱，我收。”

孙站长愣住了。

那神情他认得，跟南苑那位一模一样。

“你这是跟谁学的？”

“跟一个主任学的。”张卫国说，“他说，不收钱，就变成人情；收了钱，是买卖。买卖两清，谁也不欠谁。”

孙站长看了他很久，忽然笑了，转身进屋，拿出两块钱。

“一块六，剩四毛，算你跑腿。”

“跑腿不要钱。”

“给你你就拿着。”孙站长把钱按进他手里，手劲不小，“我孙子喝你这鱼汤，这事我记着。”

“站长，糖的事。”

“糖是糖，鱼是鱼。”

“分得清。”张卫国点头，“我就是把话说在这儿。”

“明天上午来办公室。”孙站长提起桶，往屋里走，走到门口回头，“带单子。”

第二天上午，二百斤红糖批了。

单子上还多添了一行：茶叶末五斤。

“茶叶末不值钱，熬水喝。”邵主任把单子递过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跟前几天不是一张脸，“站长说，给你们搭上。”

红糖用自行车驮回去，两百斤分两趟。第二趟到站里，天已经擦黑。

柜台那边炸了锅。营业员小刘抱着糖包喊了一声“红糖来啦”，后头排队买酱油的几个人全回头看。

张卫国没在那儿站着。他绕到办公室找会计报销，买鱼花的一块六，买烟花的七毛。

会计姓孙，叫孙丽敏，二十七八，戴一副细框眼镜，算盘打得又快又响。

粮站里两个孙：一个管糖，一个管钱。

“一块六？”她抬眼，“什么票？”

“没票。农民手里买的活鲫鱼。”

“没票不能走正账。”孙丽敏把算盘珠子一推，想了想，“算调剂费。工具损耗那栏还有额度，我给你走那儿。”

“行。”

她开单的时候忽然停了笔。

“小张，我问你个事儿。”

“您说。”

“这二百斤糖，别的站跑一个月跑不下来。你怎么办成的？”

“知道他家缺什么。”

孙丽敏看了他一眼，低头把单子填完，盖上章。

“你这脑子，该当采购科长。”

她把单子推过来，又补了半句。

“不是夸你。是说，你这么干，迟早有人盯上你。”

“盯上了怎么办？”

“那得看你手里的账干不干净。”孙丽敏把算盘往抽屉里一塞，“你这一块六，走的是工具损耗。走一回没人看，走十回，年底一盘账，谁都看得出来。”

“那您为什么还给我走？”

“因为柜台上得有糖。”她站起来，把灯绳一拉，“我是管账的，不是管事的。可我也在这院里住着，我妈也要熬糖水。”

屋里暗下来。她在黑影里又说了一句。

“小张，你记着，我能给你走的账，就这么宽。再宽，我也得给自己留条路。”

张卫国把单子折好，塞进挎包。

出办公室的时候，柜台那边还亮着灯。小刘在称糖，一毛二一两，秤杆翘得老高。

排队的人里有孙二柱，老头缩着脖子，手里捏着一个布口袋。

看见他，老头抬了抬下巴，什么也没说。

张卫国也没说话，把车往墙根一靠，走过去。

“二柱叔，您别排了。您孙女那锅糖，我另外想法子。”

老头把布口袋从左手换到右手。口袋是瘪的，底上还沾着一层干面。

“你哪来的法子。”他朝柜台抬了抬下巴，“这不就是糖。”

“这是站上的糖，按本卖，一人二两。排到您，也不够熬一锅。”

老头不吭声了，跟着前头的人挪了一步。

“卫国。”老头又叫了一声，声音压得很低，“你们这二百斤糖，来路......”

话没说完，后头的人一挤，他脚下踉跄。老头把布口袋往怀里一护，人已经跟着队伍往前挪了。

张卫国站在墙根底下，看着那个布口袋在人堆里一颠一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