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砚，周一你请什么假？”

周日晚上吃饭的时候，妈妈忽然开口了。

筷子悬在半空，我心跳漏了一拍。

“公司有个培训，要去北京两天。”

“培训？”妈妈夹了口菜，嚼了两下，“你们公司天天培训，工资涨了没？”

“还行。”

“还行是多少？”

爸爸接过话头，语气比妈更直白：

“上次你说年底可能调薪，调了吗？家里下个月要换热水器，你看看能不能......”

“我还没确定调没调。”

妹妹插嘴：

“哥，你那个公司到底行不行啊？干了四年了工资还‘还行’，我同学的哥哥在互联网大厂，年薪五十万呢。”

弟弟没说话，低头吃饭。

妈妈把筷子一放：

“你也老大不小了，工作上用点心，别混日子。”

混日子。

我是公司北欧分部项目组的视觉总监，手底下带四个人。

这个外派邀请是因为我去年主导的品牌视觉方案被挪威总部直接采用了，他们点名要我去。

但这些话我一个字都没跟家里说过。

说了也没人听。

或者听了，也就是一句“哦，那挺好”，然后话题立刻转回妹妹的舞蹈比赛或者弟弟的游戏公司实习。

“我知道了，妈。”

吃完饭照常洗碗。

弟弟走进厨房倒水，靠在冰箱边看着我。

“哥，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

我手上的动作没停：“没事。”

“你这几天总在房间里收拾东西，我路过听到拉链声。”

心沉了一下。

“换季了，整理衣柜。”

他端着杯子没走，眼睛盯着我的侧脸看了几秒。

“哥，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可以跟我说。”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低，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

像很小很小的时候，他偷偷把自己的半块饼干塞给我，因为爸爸说零食只买了弟弟和妹妹的份。

那一年他六岁，我十四岁。

后来他再也没有分过饼干给我，因为他长大了，学会了这个家里的规则：大哥不需要被照顾。

“没什么不开心的，你去忙吧。”

他点点头，走了。

走到门口时停了一下，回头说：“哥，纪念册的事，我还是想把你那张照片加进去。”

“不用了，真不用。”

他抿了抿嘴，没再坚持。

不是他不想坚持。

是这个家的引力太强了，每一次他试图向我倾斜，都会被拉回原来的轨道。

周一凌晨五点，闹钟响的时候全家都在睡。

我穿好衣服，背着双肩包，轻轻打开房间门。

走廊很暗，妹妹的房间门半掩着，能听到她的呼吸声。

弟弟的房间门上贴着他自己买的海报，写着“请敲门”。

爸妈的卧室门关得严实，老式门锁有一点点生锈的痕迹。

我经过客厅，看见茶几上放着弟弟昨晚剥了一半的橘子和妹妹没收的薯片袋。

电视遥控器歪在沙发缝里，毯子团成一团，上面有棉花糖掉的白毛。

很乱，但是是有人气的乱。

是一个四口之家生活的痕迹。

我的痕迹在哪里呢。

洗了四年的碗，水池边没有我的杯子。

做了四年的饭，冰箱门上的便利贴写的是弟弟妹妹忌口的东西。

拖了四年的地，鞋柜里我的那层永远在最下面，积着灰。

门口换鞋的时候，脚碰到了什么东西。

低头一看，是弟弟的那个新电脑包，随手扔在玄关地上。

我弯腰把它捡起来，挂到了衣帽钩上。

这是我在这个家做的最后一件事。

拎着双肩包打开大门，走廊的声控灯没亮。

我站在黑暗里，回头看了一眼那扇门。

没有锁。

因为里面还有四个人在睡。

他们不知道有人要走。

可能明天也不知道。

可能后天也不知道。

可能要到下一次需要人洗碗的时候，才会发现厨房水池里的碗没人动了。

电梯到了一楼，大堂的玻璃门映出我的影子。

双肩包，牛仔裤，球鞋，短发。

像任何一个二十六岁的男人出门上班的样子。

没有人看得出来，这是一场没有行李箱的离开。

行李箱昨天已经寄了快递，直接寄到北京的酒店。

轻装上阵，什么都不带走。

走出小区大门时，清洁工大爷在扫落叶。

“小伙子，这么早啊。”

“嗯，赶飞机。”

“出差啊？”

“嗯，出趟远门。”

大爷笑了笑，没多问。

东边的天刚泛出一线灰白，路灯还亮着。

我朝地铁站的方向走，没有回头。

身后的楼亮着零星几盏灯，但没有一盏是为我亮的。

也没有一盏，会因为我的离开而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