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一日，正式启程出游的日子。

整个家属大院喧喧嚷嚷，家家户户大开房门，收拾行李箱，翻出压箱底的新衣套在身上。

张大妈和隔壁王叔路过我家窗前，看着我们一家三口坐在桌前吃早饭，大声挖苦：

“哟，李家嫂子，我们这就去天安门吃烤鸭了，等回来给你们带点京城的空气闻闻啊！”

母亲低着头，眼底终究还是闪过了一丝落寞。

我推开门走出去，冷冷地看着外面的狂欢。

大家排队上车时，王厂长一反常态地热情。

他手里抱着一整箱瓶装矿泉水，挨个递给每一个准备上车的职工和家属。

刘婶提着包跨上台阶，特意回过头冲我翻了个白眼：“傻子，就在家待着吧，别馋哭了！”

王厂长也注意到了我，对着我皮笑肉不笑。

我装作瑟缩地往后躲，目光却死死盯住了他西装裤兜里露出来的一截信封边角。

信封上隐约印着一行地址，虽然看不全，但我清晰地认出了“晋源”两个字。

课本上写过，那是西南边陲的一个省份，不是北方的首都。

随着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两辆大巴缓缓驶离了大院。

所有人都在挥手告别，脸上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

我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目送着大巴消失在晨雾中。

走到刚才大巴停靠的地方，我在地上发现了一个被踩扁的烟头。

我弯腰捡起来，攥在手心。

烟嘴上印着一个奇怪的狼头商标，这是西南地区特产的劣质烟。

我认出来，是因为之前隔壁楼的赵叔拿着这个和父亲炫耀：“这可是进口货！一般人抽不上！”

惹得老爸羡慕地咂巴嘴：“老赵，你这烟够劲儿啊。”

可没几天，就有人拆穿，这是王厂长从西南地区收来打发叫花子的玩意儿，便宜得很。

我手心的冷汗瞬间冒了出来，心底那股不祥的预感，正在疯狂地滋长。

大巴走后，昔日热闹喧腾的家属大院瞬间变得冷冷清清，只剩下少数几个留守的老人和我们一家。

父亲带我去了最好的医院检查。

医生拿着片子，笑着拍了拍父亲的肩膀：

“放心吧，这孩子除了轻微的心理自闭，没有任何器质性脑部疾病，慢慢引导，和正常人没区别。”

父母在诊室外喜极而泣。

然而，大院里留守的家属们，日子却并不好过。

到了十月四号，有几个老人想念孙子，试图往王厂长留下的国营招待所号码打电话，却发现怎么打都是空号。

起初大家互相安慰，说是首都的电话线忙，或者他们玩得太高兴忘了往家里报平安。

可按照原定行程，十月七号傍晚，大巴车就该停在厂门口了。

七号那天，留守人站在厂区大门翘首以盼。

从黄昏等到天黑，从天黑等到深夜。

秋风瑟瑟，却始终不见大巴车的车灯亮起。

“估计是路上堵车了吧，毕竟是国庆节。”有人搓着手强颜欢笑，可声音却在发抖。

直到十月八号清晨，厂区门前依旧空荡，电话打出去，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人接听。

所有人这才慌了神。

中午，我家那台破旧的收音机里，突然插播了一条刺耳的新闻短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