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提出改良耕作，何秋娘听完，问我去年收了几石。

我老实说没种过。

她手里正分种子，闻言把筐往后挪了半尺。

“沈姑娘，我信你是好心。可这点种子要是坏了，明年春天，我和孩子还得去排粥。”

于是我拿自己的赏银，租了三分田。

起初想一口气试选种、育苗、施肥和新农具。罗舒兰听我说了半天，问要是长得好，算哪一样的功劳；要是死了，又该怪哪一样。

我拿笔在纸上划掉三项，只留下育苗与栽插的比较。这里本来就有人移栽稻苗，各乡做法不同，何秋娘早年去邻县帮工，见过一种更便于照管的秧畦。我记得上辈子看过的东西，恰好能拿来和她商量，但记得名字不等于会做。

我们把同一批种子分开，留一小块照本地惯常的办法，其余两块分别试。田边插木签，每回用多少工、添多少肥、遇了什么天，都记下来。

何秋娘本来不愿收工钱，说我救过她孩子。我让她回去问问女儿，能不能拿那一碗粥当今年的饭。

她骂我说话刻薄，第二天还是按约来了。

陶穗在田埂旁支了一张破桌，做我们的账房。她识字少，记数却快。我教她几个常用字，她拿“苗”练了整整一张纸，末了感叹：“这字长得就费工。”

附近的人常来看，最关心的是沈家姑娘赔了多少。

我很快给了他们答案。第一块秧苗因为我催着早播，遇冷后黄了一片。何秋娘蹲在田边看了半日，没骂我，只把死苗拔出来，摆成一排。

“这块不算？”陶穗问。

“算。”我说，“连买种子的钱一起算。”

第二块活下来，又因栽得太密，后面补了不少工。我以为规整好看就是好，何秋娘说，你给人住也不能一间屋挤二十口。

忙完自家的田，她会带女儿过来。小姑娘叫阿芹，六岁，蹲在旁边捡蜗牛，问为什么大人也要学种地。我说大人会的没那么多。她想了半天，似乎因此松了一口气。

入夏后，我又跟罗舒兰改了一件除草工具。

原来的柄短，弯腰久了难受。她试着加长，我又画了个方便往复推拉的样子。第一件下田就被黏泥堵住，第二件伤苗，第三件才在田面平、行距合适的地方好用。碎石多的田仍用旧锄，一点也不耽误。

我想给它起个漂亮名字。罗舒兰抬着沾满泥的铁头问，这么个东西，你要别人买的时候念四个字？

最后账上只写“长柄耘具”。

秋收时，三块田的谷子分别晒干，选同一天称。试得最好的一块比旧法多收了一些，却也多用了工。若按一家只有两个劳力来算，未必合算。

我望着数目，失望得说不出话。

何秋娘却把账翻来覆去看了两遍，指着其中一行：“这里省种。荒年缺种的人家，倒可以试。”

罗舒兰也说耘具能再改，别急着做一百件，先让五个人用过一季。

那晚我们坐在田埂边，分吃第一锅新米饭。陶穗舍不得盛满，说这几碗饭比肉还贵。我吃到碗底，忽然明白母亲为什么肯让我赔这笔钱。

可以赔的是我的银子，不该是何秋娘母女明年的口粮。

收工后，我把试田薄册交给母亲，第一页写的就是失败的那块。她从头看完，在最后添了一句话：来年换一处土质不同的田，再做。

我抱着册子回屋，系统的灰字在灯前闪了一下，仍是“任务失败”。我伸手拨开它，免得挡住第二年的租田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