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头一回去粥场，穿了双新靴子。

不到半个时辰，泥水就漫过了鞋面。搭棚的木头泡软了，有人往柱脚塞石块，锅里蒸汽上来，带着粮食和湿柴混在一起的味道。

我站在棚外看了一会儿，觉得粥太稀。

负责赈济的穆主簿是个瘦老头，听完我的话，把勺子递过来：“沈姑娘添吧。今日多添一斗，后日少开哪一锅，记在这儿。”

他指了指账本。

我脸上热起来，没去接勺。

旁边有人吵，说西棚的粥厚，这边的能照出人影。穆主簿便从两口锅各舀一碗，放凉后给他们看，又抓来两把米，说若疑心克扣，可以推两个人，每次开锅前一同称粮。

人群商量一阵，真推来了一男一女。女人背着孩子，男人缺了两根手指，两个人站在米袋旁，比守库的还紧张。

母亲没说话，带我绕到棚后。

那里蜷着几个没领到粥的人。一个老人拿不出户帖，一个女人从外县来，孩子发热，没赶上登记。她抱着孩子，嘴唇已经干裂，却一直说自己会织布，可以先记工钱。

我问为什么不给她。

“今天多进来七十六口。”穆主簿翻开另一页，“有人反复排队，有人一家领了三份。按旧册发，这七十六口没份；全凭开口讨，锅也不够。”

我说可以发木牌，一人一牌。他从桌下拿出一把木牌，断的、改过刻痕的，摆了一排。

我这才闭嘴。

回府后，我列了满满三页办法，登记姓名、每日核查、划区领粥。母亲看完，只问：“谁去核查？”

“差役。”

“北堤缺人，城门缺人，乡里运粮也缺人。你要几个？”

我算不出来。

她把一张空纸放到我面前，让我先把粥场一天做的事记全：谁运水，谁劈柴，谁看火，谁抬病人，谁收拾倒地的粥碗。第二天，我蹲在棚里，从天黑记到天黑。

第三天，我发现先前以为在旁边闲站的人，其实是给领粮者找家属；第四天，才弄明白有些人一天排两回，是家里还有走不动的老人。

我最后只改了两件事。

每棚每天留出少量应急粮，由两名领粮者和一名书吏共同记下去向；不能到场的人，让邻里作证，由固定的人代领，每隔几日上门看一回。办法照样会被钻空子，但那个发热孩子的母亲不用抱着他挨到最后一锅了。

她姓何，叫何秋娘，原在南溪县种田。洪水冲走屋子，丈夫去年病死，只剩一个女儿。孩子退热那日，她送我一把野葱，根上还裹着湿泥。

我拿回去，陶穗炒在鸡蛋里。那是我到这里以后，吃得最慢的一顿饭。

几日后，我兴冲冲提出以工代赈，召人挖渠，既发粮又能修水利。

母亲没有立刻否决，只让我问何秋娘。

她正在缝一件破蓑衣，听完，问我什么时候开工。

“越快越好。”

“那田呢？”她抬头，“再有十来天就要下种了。我跟着挖渠，给我一天多少粮？秋天没收成，还给吗？”

我站在她面前，像又被穆主簿递了一次勺子。

当天晚上，我把三页办法翻到背面，重新算人、粮、农时。母亲在旁边批公文，灯芯短了，她拿簪子拨亮，问我还修不修。

“修。先找能抽出人手的地方，做短一点。”

“好。明天去找懂渠的人。”

临睡前，陶穗把白天用剩的草纸收好，问这些错了的还要不要。我说留着。她便拿线装订起来，第一页写上“粥场”，底下留了日期。后来我用了许多精致簿册，最常翻的却还是这一本，翻开就有一股烟熏味。

我揉揉冻僵的脚，把新靴子往炭盆旁挪。靴面已经干成一片硬泥，擦不回原来的颜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