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我趁周伯伯不注意，一个人去了烈士陵园。

爹妈的坟在大门进去第三排。青石碑，水泥坟头，碑上的字是新描的——周伯伯说，每年清明都来描一遍。

我跪下去。

膝盖磕在石板上，旧伤发麻。

我盯着碑上那两行字看了很久。林建国同志之墓。周淑芳同志之墓。

“爸，妈。”

我开口，声音沙哑。

“我回来了。”

风从松树林里穿过来，吹得坟头的草叶沙沙响。

“你们怎么不等我？”

这句话一出口，眼泪就砸下来了。我整个人趴在地上，肩膀抖个不停，喉咙里发出呜咽声。

我趴在坟前的石板上，哭到天黑，哭到嗓子哑了，哭到膝盖的旧伤都麻了。

然后我爬起来，把额头上的泥擦了，对着墓碑鞠了三个躬。

“我会把账算清楚的。”

我转身下山。

身后，暮色吞没了那两座坟。

第三天，顾霆找来了。

我住在周伯伯家的偏房，中午在院子里洗衣服。水盆里的肥皂水发白，泡沫溢出来。

他走到院门口，没进来，站着。

手里握着一个东西。

军用水壶。

是我那天扔在路边的那个，磕了个坑，壶盖上的漆掉了一半。

“林夏。”

他的声音和前两天不一样了。不再是那种官腔，语气里多了点别的东西。

“这个水壶，我一直留着。”

我继续搓衣服。

“你那天走后，我又去捡回来了”

我拧干衣服，挂到绳上。

“林夏，你看看我。”

我看了他一眼。

他穿着白衬衫，袖子挽到小臂，胳膊上的疤还在——那是他当年在南疆留下的。

这条疤我以前最喜欢用手指描。

他拿着水壶走近两步：“这五年，我以为你死了。所有人都说你死了。你爸妈出去找你，遇上泥石流……我去收的遗物。我在你家灵堂跪了三天——”

“然后呢？”

他停住。

“然后那天你明明认出了我”

“然后你在我走后第四十九天跟苏婉订了婚。挺赶的。”

他的喉结上下动了一下。

“那是……我妈安排的。我当时精神状态不好，我妈觉得——”

“你妈觉得给你找个人暖床就能治好精神状态，是吧。”

他握水壶的手收紧了。

“林夏，你变了。”

“被人用铁链锁在猪圈里三年，想不变都难。”

他的脸色刷白。

“你说什么？”

“你听到了。猪圈。铁链。三年。后来被转卖到砖窑厂，在窑洞里扛了两年砖。左膝盖的骨头碎了，是我自己拿竹片绑的夹板。”

院子里很安静。远处有小孩在踢球。

顾霆站了很久，把水壶放在院门的门槛上：“我把水壶还给你。它是我们——”

我走过去，拿起水壶。

然后我拎到院门外，对准路边的排水沟，手一松。

水壶掉进沟里，“咣”的一声，在水泥沟底弹了两下，滚进了脏水里。

顾霆愣住了。

然后他蹲下去，把手伸进排水沟里捞。

水沟里有臭泥、菜叶子、不知道什么的黑水。他穿着白衬衫，袖子浸进去，脏水漫到手肘。他在里面摸了半天，把水壶捞出来，浑身臭味。

他抬头看我。

“你不该扔的。”

“那是你的信物，不是我的。你送苏婉的那些东西，她扔不扔你管不着。同理，这破壶现在跟我也没关系了。”

我转身回院子。

他在身后站了十分钟才走。

从那天起，我开始干正事。

周伯伯帮我联系了我爸的老战友——一个转业到广州做外贸的干部。我爸生前帮过他大忙，他一听是林建国的女儿，二话没说，给我寄了三大箱样品。

全是广州那边最时髦的衣服。蝙蝠衫、喇叭裤、尼龙衫，花花绿绿的。

1985年。南方沿海已经开放了好几年，但北方军属大院的人还穿着蓝灰绿。这些衣服在这里就是稀罕物。

我在大院外面的胡同口摆了张桌子，铺块布，把衣服挂起来，当天就卖了四十件。

一件赚两块，四十件就是八十。

第五天，顾霆路过。

他穿着军装，身边跟着两个战友。看见我蹲在地上铺货，脚步顿了一下。

“林夏。”

我抬头。

他的表情复杂，嘴角往下压着：“你……在干什么？”

“卖衣服。”

“在大院门口摆地摊？”

“胡同口。不在大院里面，不违反你们的纪律。”

他走过来，压低声音：“你知不知道你这叫什么？投机倒把。现在风声这么紧，你这样搞，让人举报了——”

“你要举报吗？”

他被噎住了。

旁边的战友扯了扯他袖子，他甩开手，看了我一眼，走了。

一个月后。

我坐在周伯伯家的桌子旁边，面前摊着一摞钞票。

一万块。

1985年的一万块。

这是第一笔。

周伯伯坐在对面喝茶，看了半天没说话。最后放下杯子说了一句：“你爸要是活着，怕是又骄傲又心疼。”

我把钱一张一张码整齐，用皮筋扎好，塞进帆布包里。

门被敲响了。

我去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不认识的中年男人，穿着便装，手里攥着一顶鸭舌帽。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周伯伯，搓了搓帽子，开口：“请问……是林夏同志吗？”

“我是。”

“我……我姓陈。当年你爹妈的车……出事那天，我在现场。我看到了一些事。我憋了五年了，今天来是因为……我实在憋不住了。”

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个油纸包，打开。

里面是一截蘸了黑色油污的橡皮管。

和一截被利器割断的刹车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