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国的病情反复了一次。

凌晨四点，监护仪突然响了，护士冲进来，把我推到一边，抢救了半个小时。

他活过来了。

醒过来第一句话不是叫我，是问："我姐呢？"

护士还在收拾器械，我站在床尾，握着床栏杆的手青筋暴起。

"她没来。半夜了，只有我在。"

陈建国闭了闭眼睛，没说话。

我打电话给陈昭，让他通知周美芬。

半小时后周美芬打车赶到，冲进病房就扑到床边，抓着陈建国的手哭："建国，你吓死我了——"

陈建国虚弱地笑了一下，反握住她的手指："没事，死不了。"

他握她手的力气，比握我的大。

我看得很清楚，因为我站得很近。

天亮后主治医生来查房，把我叫到走廊上谈话。

"陈建国的情况不太乐观，你们家属要有准备。"

"还有多久？"

"乐观估计，一两个月。"

我点了点头。

上辈子他也是走在这个时间前后。但上辈子的这一两个月里，我忙着签墓地合同、办贷款手续、跑民政局公证。忙得昏天黑地，完全没注意到周美芬在做什么。

这辈子我腾出了手来看。

一看就看出了名堂。

周美芬几乎天天来病房，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跟排班似的。她来的时候会带自己做的饭菜，用保鲜盒装着，荤素搭配，比我做的精致。

她给陈建国换床单、剪指甲、读手机上的养生文章，声音轻柔得像哄孩子。

有一次我提前回来拿东西，撞见她在给陈建国按摩腿。

陈建国的手搭在她手腕上，两个人没有说话，但那个姿势和距离，不是"继姐弟"该有的。

我站在门口清了清嗓子。

周美芬很自然地收回手，笑着说："建国腿抽筋了，我帮他揉揉。"

"哦，辛苦姐了。"

我回以一个一模一样的笑。

这种笑容我练了二十年，笑着接受、笑着忍让、笑着被当傻子。

现在我用它来给自己争取时间。

三天后，墓地公司的人打电话来催签合同。

陈建国把我和陈昭叫到床边，说："秀兰，合同你去签吧。我跟销售说好了，你带上身份证和户口本就行。"

"签约人写谁？"

"写你。"他看了我一眼，"之前不是你说要写你的名字吗。"

"好。"

我拎着包要出门的时候，周美芬从走廊那头走来，手里提着一袋水果。

"秀兰，你出去啊？"

"去签墓地合同。"

她脸上的笑容停顿了零点几秒，随即恢复正常："哦，需要帮忙吗？"

"不用，我自己能办。"

我走过她身边的时候，闻到了她身上的香水味。

茉莉花味的。

陈建国以前跟我说过一句话，说他最喜欢茉莉花的味道。

我用的洗衣液是超市里最便宜的那种，薰衣草味的。

去殡葬服务中心的路上，我没有坐公交车，走路去的。四十分钟的路程，我需要这点时间想清楚接下来的每一步。

到了之后我没签合同。

我让前台调出了周美芬之前签的那份原始合同，拍了照。又调出了付款凭证，拍了照。

然后我问了一个问题："如果签约人和安葬人不一致，以谁为准？"

前台小姑娘翻了翻规定："以签约人为准。签约人有权变更安葬人信息。"

"那如果有两份合同呢？同一个墓穴，两个人分别签了约。"

小姑娘愣了愣："这......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假设出现了呢？"

"以先签的为准，但后签的如果付了全款，可以申请仲裁。"

我点了点头。

回到医院，我告诉陈建国合同签好了。

他很高兴，拉着我的手说了好几句体己话，什么辛苦啊、不容易啊、对不住啊。

周美芬在旁边笑着听，嘴角的弧度恰到好处。

当天晚上，陈建国睡着之后，我给殡葬服务中心打了个电话，让他们把周美芬的那份合同复印件寄到家里。

快递第二天就到了。

我把所有东西整理好——银行流水、墓地登记信息、周美芬的签约合同、付款凭证——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

又等了三天，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

那天，陈建国的几个老同事来医院探望。加上周美芬和陈昭，病房里有七八个人，挤挤挨挨。

老同事们轮流安慰陈建国，夸我们夫妻感情好，说秀兰不容易，二十年如一日地照顾家，是好妻子好母亲。

周美芬站在角落里，微笑着点头附和。

"秀兰啊，建国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娶了你。"一个姓刘的老同事拍了拍陈建国的肩膀。

陈建国笑了笑，看了我一眼。

我也笑了。

然后我从挎包里拿出了那个牛皮纸信封。

"既然大家都在，有件事我想当面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