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柏林的第三个月，我习惯了四件事：黑面包的酸涩，德语弹舌音的艰难，柏林永远灰蒙蒙的天，以及——顾铮的存在。

他在我实验室对面的咖啡馆包了固定座位，每天上午九点准时出现，点一杯美式，对着笔记本电脑工作。我知道，他在看我。

我不看他。我经过咖啡馆橱窗时目不斜视，在实验室窗前做实验时不往下看，深夜离开时打车绕开那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