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闭了闭眼，脑海中不受控制地翻涌起过往的碎片。

我和阮念，曾是警校人人艳羡的一对。

她是排爆科的顶尖专家，我是法医科的天之骄子。

我们在训练场相识，在图书馆相知，在一次次关于理想与责任的讨论中相爱。

毕业那天，她穿着警服，我穿着白大褂，在国徽下拍了张合照，算是定了终身。

没有婚礼，只有两本红色的证书，和彼此眼中对未来的光。

那时薛谨文只是她偶尔提起的邻居弟弟。

三年前，薛谨文的爷爷去世后，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电话、短信、随时随地的“求助”阮念。

我开始感到不适，尝试与阮念沟通。

她总是用那双曾经充满正义感的眼睛无奈地看着我：

“明聿，他父母早逝，现在爷爷也没了，真的只有我了。我们是穿着一条裤子长大的交情，你让我怎么忍心不管他？你大度一点，好不好？”

大度。

这个词像一把钝刀子，在过去三年里，反复切割着我的界限和耐心。

我总觉得亏欠她一场婚礼，几次提出补办，她总是面露难色。

“再等等吧，谨文现在状态不好，他看到我们办婚礼，心里会承受不住的......”

于是，我们的蜜月旅行，变成了带着薛谨文散心的三人行。

我精心准备的结婚纪念日晚餐，会因为她要去安抚情绪崩溃的薛谨文而取消。

就连我们商量要孩子，她也会犹豫：“谨文现在这样，我哪有精力照顾小孩......”

薛谨文，薛谨文。

我们的生活仿佛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漩涡，所有计划、所有喜悦，都可以为他让路。

后来我察觉阮念与薛谨文过分亲密，想和阮念分开，母亲还劝我。

“能成为一家人不容易，念念工作特殊，你要多体谅。”

去年阮念生日，母亲冒着暴露风险从基地赶回，做了满桌她爱吃的菜。

薛谨文一个电话说抑郁症发作，阮念放下筷子就要走。

母亲只是温和地说：“去吧，菜我给你温着。”

就连这次被绑架前，母亲还在电话里叮嘱。

“念念工作危险，你要多理解她。等这个任务结束，我就申请调回文职，好好陪你们。”

她甚至悄悄准备了婴儿房，说想早点抱孙子。

可她再也等不到了。

我的母亲，守护了这个国家三十年，守护了我和阮念的婚姻五年。

最终却没能等到自己儿媳的守护。

在生死关头，阮念选择了另一个男人的狗。

回忆如潮水般退去，耳边还是阮念咄咄逼人的声音。

“季明聿，你听见没有！立刻来医院给谨文道歉！”

我深吸一口气，声音冷得像冰。

“他抑郁症复发？那我妈呢？谁给她道歉？”

阮念似乎被我的话噎了一下，但随即更加恼怒。

“你非要在这个时候斤斤计较吗？好，你不来是吧？行！既然你不肯道歉，那我就让谨文和团子搬到家里来住！”

“你赶紧给我滚回来，好好伺候他们，直到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止！”

我几乎要笑出声，眼眶却一阵发热。

“阮念，你忘了，我狗毛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