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了五年。尸骨嵌在反诈中心三楼那面墙的混凝土里。距离我丈夫的办公桌，直线距离不到两米。五年来，他坐在那张椅子上签发对我的通缉令，把我的照片钉在耻辱墙上。对着所有人说我是叛徒、是蛀虫、是整个反诈中心的耻辱。而我就在他身后的那面墙里，听着这一切，一动不能动。杀我的人，现在是他的妻子。她每天给他送午餐，坐在他对面温柔地笑，用我曾经用过的杯子喝水。他不知道的是——那面墙，快要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