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梅死的那天，我没流一滴泪，只觉得晦气。我不叫她妈，只叫她那个瘸子。高考放榜那个清晨，警察踹开了我家的门。李秀梅死在浴室里，手腕割得稀烂，留给我一笔五十二万的巨额债务。警方定性：畏罪自杀。她打着“供状元上学”的旗号，骗光了村里老人的棺材本。我把她的骨灰随便撒进了臭水沟，踩着她的尸骨逃离了大山，发誓永不回头。十年后，老屋拆迁。推土机推倒墙壁的那一刻，掉出来一个铁盒。里面没有赃款，只有一沓发黄的卖血单，和一张被揉皱的癌症确诊书。原来最该死的人，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