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拿到了回城指标，还端上了国营大厂的铁饭碗。妻子春花是个乡下丫头，每个月在生产队挣不了几个工分。“我回城后，咱们就离了吧，咱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我头也不回地说。春花没掉一滴眼眼泪，带着破铺盖进城，给一户退休老干部当了倒尿盆的保姆。十年后，大厂倒闭，我面临下岗危机，厂长让我去求总局新上任的一把手。我咬牙借钱买了这两瓶茅台，忐忑地敲响了家属院一号首长的防盗门。门被人从里面推开。我刚准备好的谄媚说辞硬生生卡在喉咙里，眼珠死死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