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年关将至。我和丈夫、儿子围在八仙桌边包饺子的时候，邮递员老张突然在楼下扯着嗓子喊：“江书瑜同志——电话！”我拍了拍手上的面粉，心里犯嘀咕。这年月家里安电话的人家少，多半是单位有急事。接过听筒，那头传来一声低沉的：“阿瑜。”只两个字，我握着听筒的手就紧了。那声音隔了七年，还是能听出来。心里那点说不清的滋味涌上来。我对着话筒，声音干巴巴的：“有事？”那头的呼吸声重了些：“我就在你们家属院门口，你能出来吗？”“有要紧事，得当面说。”我扭头朝传达室窗外望去。铁栅栏门外果然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车头靠着个人，正朝这边张望。看着那张与我相似的脸。我皱了皱眉。我不明白，我们之间，还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收回思绪。我没有回答，直接挂断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