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把保送清华的名额让给了堂哥江帆，因为父亲说厂子破产，家里欠了大伯一条命，要先紧着他。五年前，我把青梅竹马的未婚妻苏晚也让给了他，因为母亲说项目失败，需要苏家注资，而联姻是唯一的条件。如今，江帆作为科技新贵，站在了世界青年科学奖的领奖台上，却突发“心脏衰竭”，急需移植。而我，是唯一的配型者。父母和姐姐泪眼婆娑地求我：“林默，最后再帮江帆一次，这是我们家欠他的！”我签下同意书，麻木地走进手术室。直到无影灯亮起的前一刻，我听见门外传来堂哥江帆压抑着兴奋的声音。“这次的实验，真的能让我体能数据超越欧美的标准吗？”我母亲，也是这家私人医院的院长，语气笃定：“放心，林默那颗心脏是你最完美的实验材料。”“他从小就听话，为我们家、为你，做出一点牺牲，是应该的。”“等实验成功，你就是国内第一人，我们的债，也算彻底还清了。”我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攥紧了口袋里那张确诊单。原来，我十年来的退让与牺牲，不是在还债，而是在为他人的野心献祭。他们要的不是我的心脏去救命，而是我的心脏去做一场通向名利之巅的垫脚石。江帆没病。有病的，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