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妈说家里破产那年，我刚收到京大的录取通知书。妈妈红着眼求我：“家里只供得起一个，妹妹还小。”我把通知书压进箱底，进了电子厂，每个月往家里寄四千。妹妹想学钢琴，我又多接了一份夜班。第三年冬天，我咳出了血，却先打电话问妹妹的学费够不够。电话那头很吵闹，妈妈匆匆说：“够，你再坚持坚持。”挂了电话，我才去诊所。医生说是重症肺炎，要先交两千押金。可这个月的工资刚寄回家，我兜里只剩八十三块。回到出租屋，偏偏又欠费停了电。零下九度，我裹着三件厂服，咳了一夜的血。天快亮时，我打给妹妹，她只说了句“又要钱？”就挂了。死后我才知道，那通电话里的热闹，是我家公司的上市庆功宴。所谓破产，只是爸妈设计的一场“孝心测试”。妹妹早就知道，拿我的血汗钱买名牌包。月初，四千块照常到账，是我早就设好的自动转账。爸爸在家族群里笑：“老大还是这么准时。”没人知道，我已经在那张冰冷的床上躺了十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