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被送进戒网瘾学校的第三年，死里逃生。没有报警，没有回那个地狱般的家。我直接去了市郊最偏僻的一家孤儿院。院长看着我满身的烟头烫伤和电击淤青，眉头拧成了死结：“孩子，你这么大了，父母不管你了吗？”我坐在破旧的木凳上，平静地看着窗外荒芜的草坪。“他们已经有别的家了。”当晚，周建芳和吴志远赶来了。我名义上的父母，享誉全国的顶级教育专家。他们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和旗袍，佩戴着金闪闪的勋章，衣冠楚楚，仿佛刚从某个全国先进个人的表彰大会上下来。他们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语气里是惯有的清冷和不耐：“周艺，你又在丢什么人？逃学躲到这里为什么不联系我们？”我看着他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在他们失望的眼神中吓得瑟瑟发抖。我也没有歇斯底里地质问他们，我从那个恶魔学校拼死打出的十八通求救电话，为什么每一通都被他们亲手挂断？我甚至没有问他们，为什么我在禁闭室被教官用电击棒折磨到心脏骤停时，他们正豪掷千万，在五星级酒店为他们的养子举办成人礼。我只是扯了扯嘴角，露出了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淡漠的微笑。“周女士，吴先生，您二位认错人了。”“我们不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