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开拍后，我随项目组去了芬兰北部。

拍摄对象是一群生活在极夜中的女性。

有人独自经营驯鹿场，有人在暴雪中负责公路救援，还有一位七十岁的老人，每天划船去湖心记录冰层变化。

我重新握住相机的第一天，手一直在抖。

十年里，我习惯了站在固定的位置，按照祁述川的要求抬头、转身、微笑。

如今镜头掌握在我手里，我反而忘了该如何决定一幅画面的去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