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拒绝让殡仪馆封棺。

他命医生重新检查，甚至联系国外专家进行远程会诊。

所有人给出的答案都一样：死亡已经不可逆转。

最后一名医生退出冷藏室时，傅斯年仍坐在棺旁，握着我冰冷的手。

他发现我的掌心有几道被指甲刺破的伤口。

医生解释，那是人在极度疼痛时本能留下的痕迹。

也就是说，药效发作时我一直清醒。

我承受着心脏衰竭的痛，却没有向近在咫尺的他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