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康复训练结束后，医生告诉我，我已经具备独立生活的基本能力。

我将裴砚从治疗授权人名单中移除，又办好了护照延期和派驻手续。

回家后，我准备取出父亲留下的相机，为下一阶段的影像暴露治疗做准备。

可当我打开储物柜时，储物柜却空了。

循着快门声走到工作室门口，我看见阿宁正拿着那台相机，对镜拍摄孕肚。

儿子在旁边教她调焦，裴砚则替她拉开窗帘，让阳光恰好落在她身上。

他们像真正的一家人。

而我站在门外，反倒像个误闯进来的陌生人。

“谁让你们动我的相机？”

三个人同时回头。

儿子率先解释：“是我拿给阿宁阿姨的，她想记录宝宝长大的过程。”

“还给我。”

阿宁面露局促，手却没有松开。

裴砚皱眉：“只是一台旧相机，你已经三年没碰过了。”

儿子也有些不耐烦。

“妈妈，你现在又用不了，放着也是浪费。”

那是父亲留给我的遗物。

父亲也是新闻摄影记者。

牺牲前，他告诉我，相机会坏，照片会消失，但只要记者没有闭上眼睛，真相就不会死。

我花了整整一年修好它。

此后十二年，它陪我穿过无数战区，也陪我来到这里。

三年前那场空袭中，我把它放在废墟旁，徒手挖出裴砚和儿子。

相机没有停止录像，储存卡里完整记录了我十指挖烂，将他们拖出废墟的全过程。

那是我最恐惧的记忆，也是我走回过去的唯一入口。

我伸出手。

“松开。”

阿宁后退一步。

“姐姐，我只是借用，很快就会还你。”

拉扯间，她忽然松手。

相机重重摔落，镜头碎裂，机身崩开。

一张储存卡从卡槽中弹了出来。

我脑中一片空白，立刻蹲下去捡。

阿宁慌忙后退，鞋跟却踩在了卡上。

细小的碎裂声响起。

她急忙挪开脚。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看着断成两截的储存卡，我积压多日的情绪彻底失控。

我推开她，扑过去捡起碎片。

阿宁顺势跌坐在地，捂住小腹痛呼。

“孩子......我的肚子好疼......”

裴砚立即将她抱起，儿子也挡在她面前，愤怒地瞪着我。

“妈妈，你为什么推她！”

断裂的卡片扎进掌心，我却感觉不到疼。

“这是你外公留给我的相机。”

“卡里记录着我冲进废墟救你们的全过程。”

“这是我最重要的东西！”

裴砚确认阿宁没有出血，才抬头看我。

“东西再重要，也没有活人重要。你连情绪都控制不了，就不该碰这些刺激你的东西。”

儿子红着眼质问：

“妈妈以前不是这样的。你现在什么都做不了，为什么还要所有人陪你难过？”

“更何况，你现在生这种病，说不定一辈子都用不到了！”

父子俩护在阿宁身前，像在防备一个随时会伤人的疯子。

我却怔在原地，握住储存卡的力气不禁重了半分。

每个人都在提醒我，我这些年就是个废人。

没有能力，听不得重声，连记者最基本的相机都端不起来。

阿宁靠在裴砚怀里，哭着替我解释：

“姐姐只是病了，你们别怪她。”

我忽然不想争了。

有些东西摔碎后，即使捡回所有残片，也再拼不出原来的模样。

我把相机和储存卡送去修复中心。

工作人员说损伤太重，只能尽力尝试。

离开后，我用从前获得新闻奖时留下的奖金，买了一台新相机。

拍出的第一张照片依然有些虚焦。

可按下快门时，我知道，自己还能重新开始。

夜里，儿子看见新相机，不满地问：

“你有钱买新的，为什么还要为了旧相机推阿宁阿姨？”

我合上最后一只行李箱。

“你说得对。”

“旧的坏了，就该换新的。”

他没有听懂。

我说的从来不只是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