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再次响起时，我拉起行李箱，头也不回地走向登机口。

飞机升空的那一瞬间，耳膜传来压迫的钝痛。

我靠在椅背上闭着眼，脑海里翻涌的却是研二那年冬天。

那时我跟着贺斯聿做课题，手冻得通红，他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缠住我的手，一圈一圈，认真得像在包扎什么珍贵的物件。

我当时觉得，这就是一辈子了。

现在想想，一辈子这个词太轻了，轻到一阵风就能吹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