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我搬回了市中心的顶层公寓，图个清静。

十二岁的儿子星野被我接了过来。

他很乖，每天按时写作业，从不问我为什么不回家。

倒是陈建国的电话，一天打八百个。

我一个都没接。

直到周三下午，我正在公寓里看报表，门铃响了。

可视门禁里，陈建国满头大汗，脸色铁青。

我按下开门键。

他一冲进来，连鞋都没换，直接把一份文件摔在茶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