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一周，我把隔断间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打包。

东西不多。

一个行李箱就装下了我在这座城市四年的痕迹。

签证确认邮件打印出来，夹在护照里。

护照上的名字也是许招娣。

签证官大概以为这是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名字。

打包的时候，温以沫来了。

她是我大学室友，毕业后留在京城做翻译。

她把两杯奶茶放在折叠桌上，看着我的行李箱。

"真走？"

"嗯。"

"什么时候的飞机？"

"后天。周二下午三点。"

她靠在门框上，手指搅着吸管。

"你家里人知道吗？"

我蹲在地上叠衣服，没吭声。

她叹了口气。

"许招娣同学，你倒是说句话。"

"别叫这个名字。"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好。季望舒同学，你到底跟不跟你家里人说？"

"不说。"

温以沫沉默了一会。

她走过来，蹲到我旁边，帮我把一件毛衣叠好塞进箱子角落。

"我一直没跟你说过一句话。"

"什么？"

"你不欠他们的。"

我手上的动作停了。

"一个被偷走的孩子，不应该花十年时间去证明自己值得被爱。"

"那是他们欠你的。"

我低着头。

她的手覆上来，按住我攥衣服的手指。

"以沫。"

"嗯。"

"芬兰冷吗？"

"冷。零下二十度那种冷。"

"那我带条围巾。"

"你带什么围巾，我给你寄。芬兰那边有好看的羊毛围巾，又厚又软。"

我终于笑了一下。

很小的一下。

温以沫看着我的笑，眼圈忽然红了。

她骂了一句脏话。

"妈的，许招——季望舒，你以后但凡被人欺负了，你告诉我。"

"你打不过的。"

"我找人打。"

她吸了吸鼻子，把奶茶推到我手边。

"喝。补点糖。你瘦得都脱相了。"

晚上温以沫走了之后，我坐在空荡荡的隔断间里。

窗外那栋楼的灯一盏一盏灭掉。

手机放在桌上，安安静静。

没有人打电话来。

季家那边大概还沉浸在生日宴的余韵里。

我打开通讯录翻了一遍。

妈妈的头像是她和季晚晴的合影。

爸爸没有头像。

季叙白的签名是"守该守的人"。

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但肯定不是我。

往下翻。

导师的名字——蒋清柯。

她是唯一叫我季望舒的人。

大二那年选修北欧文学，我的期末论文署名写了"许招娣"。

她在办公室把我叫住。

"你的名字，是自己选的？"

"不是。"

"那你想用哪个名字？"

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从来没有。

我在她面前站了很久。

然后说出了那三个字。

"季望舒。"

她在论文上把名字划掉，重新写上。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被郑重地写在一张纸上。

蒋老师没有追问来历。

后来她帮我申请访问学者的时候，用的是护照名。

她只说了一句："到了那边，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人。"

手机屏幕暗了。

我没有再打开。

周一上午，我去咖啡店做最后一天班。

裴姐知道我要走了。

她什么都没说，只是在交接完之后，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这个月的工资，加了点。"

"加了多少？"

"你别管。拿着。"

我接过来，捏了捏。

比平时厚不少。

"裴姐......"

她摆了摆手。

"别搞那些煽情的。到了那边好好的，别亏待自己。"

她的声音粗粗的，像在训人。

眼睛却红了。

我低头把信封收好。

"谢谢你。"

"谢什么谢。你以后要是回来，来这儿喝杯咖啡。我不收你钱。"

周二，出发的日子。

候机厅很大，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照在干净的地板上。

广播在反复播报航班信息。

"前往赫尔辛基的旅客请注意，您的航班将于十五点整开始登机......"

我把登机牌举起来看了一眼。

身后有小孩在跑，鞋底啪嗒啪嗒响。

有情侣在自拍，笑声黏黏的。

有老人在打电话，用方言大声嘱咐家里人关好门。

每个人都有来处，也有归途。

我站起来，排进了登机的队伍。

舱门打开的时候，一股空调的冷风扑面而来。

我走进去，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系好安全带。

飞机缓缓滑向跑道。

引擎声越来越大。

我闭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