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酒店的第三天，我搬出了那个曾被称为“家”的房子。

那套两居室，墙纸是我亲手贴的，阳台上的花是我一盆盆种的。

连萧若英书房里的那把人体工学椅，都是我省吃俭用两个月买给她的。

现在，我把属于我的东西全部打包。

剩下的，连同那些回忆，一起锁在了门里。

我租了一套单身公寓。

工作室的核心团队，包括几个资深裁缝和设计师，都跟着我递了辞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