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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脸没有打码。

不到两个小时，我的姓名、单位和住址便被扒了出来。

谩骂电话接连打来，有人说我用肾逼婚，还有人把花圈送到公司。领导让我立刻停职。

我关掉手机，坐在病床上，看完了那段只有二十七秒的视频。

看完三遍，我听出音轨断点，也发现时间码少了四分十六秒。

视频被人提前剪过。

发布账号使用的，正是贺家基金会长期合作的公关模板。

他们在手术前就拿到了内部录像，提前做了最坏的准备。

如果我安静收钱，他们便留我一条体面的退路。

如果我追究，他们就把我变成一个用肾逼婚的疯女人。

贺承川的电话打进来。

“知遥，视频不是我发的。”

“是晚晴的父母担心你刺激她。我已经让人删了。”

我看着仍在疯狂上涨的转发量，轻声问：“原始录像为什么在他们手里？”

电话那头沉默了。

“手术之前，你就拿到了，对吗？”

“我只是做了最坏的准备。”

他的声音疲惫又无奈。

“知遥，我太了解你。你知道真相以后一定会受不了，我必须保护晚晴和孩子。”

我握紧手机，指甲陷进掌心。

“那谁来保护我？”

他没有回答。

出院那天，贺承川没有来。

程晚晴术后出现排斥反应，他守在她的病房外。

他让司机接我去城南的房子，说那里已经安排好了护工。

我对司机说：“去云栖公馆。”

窗帘、薄荷和冰箱里的馄饨全是我留下的痕迹。我曾以为那里是家。

进门后，我先取下玄关的合照。

照片里，贺承川从背后抱着我，笑得比阳光还温柔。

我没有撕，也没有砸，只把它放进碎纸机。

衣服、书、餐具、拖鞋，能带走的我全部带走，不能带走的全部丢掉。

我没有给他留一封信。

也没有留一句质问。

最后，我从书房外面的储物柜里取出父亲留下的旧相机。

三年前那场广告牌事故后，相机摔坏了，我一直舍不得扔。

昨晚我远程导出了里面残存的原始照片。

其中一张倾斜模糊的画面里，广告牌后方站着一个戴灰色帽子的男人。

他的工作服上，印着一家工程公司的名字。

而那家公司，连续三年出现在贺家基金会的项目支出名单里。

我把相机放进行李箱，删除智能门锁里自己的指纹。

关门前，我回头看了一眼。

屋子干净、安静，再也没有一件东西能够证明我曾经在这里爱过他。

三年感情，他拿走了我的一颗肾。

剩下的，我一件也不留给他。

电梯门缓缓合上。

我低头看着手机里已经完成备份的录音、视频和照片，按下了发送键。

这一次，我不是逃走。

我是去替自己讨回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