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傅沉渊都只是同事。

工作上会说话，除此之外，没有别的。

他很守分寸，不再提复合，也不再说那些迟来的道歉。

只是一直留在机构里。

有孩子急诊，他会半夜赶去。

有家属撑不住，他会陪着跑手续。

有项目缺口，他会自己去谈捐助。

像是在用后半辈子，补一笔永远补不完的债。

第二年春天，机构带康复的孩子去郊外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