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益州那年，我三十岁。

朝廷借调我入尚书省，参与议定诸道赈运与通商章程。来文点名要我带三样东西：南溪历年试作原簿、沿江粮价与运费记录，还有那次核查的处分卷宗。

我盯着最后一项看了很久。

母亲说，想用你的人也该知道你在哪儿摔过。她这两年眼睛不大好了，正在准备卸任，把手头未完的事逐件交给副手，并没有因为女儿入京，就打算一直把住益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