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锁房门，拉上所有窗帘。

手机里的视频只有七分十三秒。

我却迟迟不敢按下播放键。

弟弟从小不会说话。

为了和他交流，我十二岁时便跟着老师学过手语。

长大以后，我们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只记得常用的手势。

可弟弟每次见到我，仍会故意把动作放得很慢。

他怕我看不懂。

也怕我觉得他麻烦。

我闭上眼，按下播放键。

昏暗的画面轻轻晃动起来。

几秒钟后，我看见了弟弟的脸。

他的嘴角破了，额头也有血。

他不时回头看向门外，像是在提防什么人。

随后，他抬起受伤的双手，对着镜头比起手语。

视频快结束时，他隔着镜头看着我。

那双眼睛里没有怨恨。

只有担心。

原来直到被他们推进深渊的最后一刻，他想的仍然是保护我。

我一遍遍回放视频。

眼泪滴在屏幕上，模糊了弟弟的脸。

他坐了三年牢。

受了三年欺负。

好不容易活着回来，却发现最信任的哥哥也相信他是个禽兽。

我甚至在他伸手的那一刻，下意识把女儿抱开。

“小川。”

我抱紧手机，终于失声痛哭。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哥。”

哭到再也流不出眼泪后，我将视频复制到三张存储卡里。

一张装进银行保险箱。

以防万一，我还将一张卡寄给远在外省的大学同学。

原手机则被我用防水袋包好，藏进弟弟骨灰盒底座的夹层。

做好这一切，我联系了一名专门办理刑事申诉的律师。

我没有给她看视频。

只以假设的方式询问，如果被告人生前留下了与笔录内容不符的影像，能否推翻原案。

律师告诉我，单独一段影像很难完成翻案。

尤其孙晓芸本身就是律师，也是案件中的被害人。

她完全可以质疑视频被剪辑，或者主张弟弟为了脱罪故意撒谎。

想启动再审，必须找到更多能够互相印证的材料。

原始手语记录、探视记录、保外就医文件以及当年的讯问时间，都可能成为突破口。

我刚走出律所，孙晓芸的电话便打了过来。

“你在哪里？”

我心里一紧。

“刚从外面回来。”

“我提前回家了，怎么没看见你？”

我望着马路对面的玻璃橱窗，强迫自己的声音恢复平静。

“以前的同事被人骗了，想报警又拿不准，托我替他问问律师。”

电话那边安静了两秒。

孙晓芸很快笑了。

“家里就有律师，何必舍近求远？”

“让他联系我，我可以帮他。”

“好。”

回到家时，高志鹏也在。

他正坐在沙发上陪安安拼积木。

见我进门，他自然地接过我的包。

“建明哥，什么同事这么神秘，连名字都不肯告诉孙律师？”

我心口微沉，脸上却露出无奈。

“他怕事情传出去，特意求我保密。”

“等他愿意说，我第一个介绍晓芸帮他。”

高志鹏笑着点头。

“找我也行。”

“孙律师最近忙，我可以先替你问问。”

孙晓芸从书房出来，替我脱下外套。

“葬礼刚结束，别总替别人操心。”

“现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和安安。”

我任由她靠进怀里，低声应了一句。

他们谁也没有发现，我口袋里握着一张新的案件材料调取申请。

当天深夜，申诉律师发来一条消息。

三年前的卷宗目录显示，那份关键的手语笔录，曾经出现过两个版本。

而最早的那一份，失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