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我成立了一家女性医疗援助机构。

启动资金里，包括依法追回的七千万。

项目专门帮助遭遇生育胁迫、医疗侵害和经济困境的女性。

第一项紧急援助的起付金额，被设为七百元的倍数。

有人问我，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数字。

我看着办公室里那张已经塑封的旧缴费单。

“因为有些人只差七百元，就会被迫放弃麻醉、药物，甚至选择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