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

​那张黑色名片静静躺在桌面上。

​背面的两个字就像两道淋漓的伤口。

​方恪。

​十年前。

​我刚入行时。

​他不是我的客户。

​他是我的导师。

​当时他是整个学术界最年轻的心理学教授。

​主攻的方向叫作“社会认知偏差”。

​在那个堆满文献和脑电波测试仪的实验室里。

​他曾亲手递给我一杯热茶。

​笑着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