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到横路头去

从半坑到横路头要走一条沿溪的山道。溪水从沟底流出来沿着山谷蜿蜒向北，山道就修在溪岸上，一边是水一边是崖。崖壁上的岩石裸露着，赭红色砂岩层层叠叠像一本翻开的厚书，每一页都记录着亿万年的岁月。岩壁的缝隙里长出几棵歪脖子的老榆树，根系像铁爪一样扒着岩石，树干扭曲如虬龙，枝丫上已经冒出米粒大小的暗红色芽苞，只差一场春雨就要迸开。溪水清澈见底，能看见水底的沙砾和游动的小鱼，鱼只有指节长短，灰褐色，倏忽往来，一眨眼就藏进石缝里了，只留下一道极细的水纹。邵福寿走得口干舌燥，蹲下来掬了一捧溪水喝，水凉得牙根发酸但有一股干净的甜，像含着山里的空气。他把水壶灌满了，壶嘴对着溪水灌进去，气泡咕嘟咕嘟地冒上来，水面的波纹一圈一圈地荡开，把倒映在水面上的天空和崖壁揉碎了又合拢。

越往深处走，山越密林子越深。两边的山坡上全是成片的毛竹林，竹子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竿子粗的如碗口细的如手指，青翠的竹竿上覆着一层薄薄的白霜，手指一抹就掉了，露出底下油亮的青皮。枯黄的竹叶落了满地，踩上去沙沙沙地响，像走在一条铺满碎纸屑的路上，每一步都带着那种干燥而清脆的声响。林子里光线昏暗，阳光被竹叶层层过滤，落到地面时只剩一些稀薄的光斑，像洒了一地的碎金子，随着竹梢的晃动而轻轻摇曳。空气里弥漫着竹叶特有的清苦气味和腐殖土的潮腥，邵福寿深吸了几口，觉得肺里都被涤荡了一遍，那种清苦的味道一直钻进肺叶的最深处。

竹林的边缘偶尔会冒出一两株野梅，开得正盛。梅花是白里透粉的，花瓣薄如蝉翼，在深褐色的枝干上缀成一簇一簇的，花蕊是细密的鹅黄色，像一小把撒在粉白绸缎上的金粉。没有叶子只有花，远远看去像一团团浮在半空中的淡粉色雾气，风一吹那些花瓣就簌簌地往下飘，落在枯黄的竹叶上像落了粉色的雪。邵福寿在路过的第三株野梅前停了停，伸出手碰了碰最矮的那一枝花。花瓣一触即落，飘飘摇摇地旋下去，落在他的鞋面上，像一枚极小的粉色印章。他弯腰把那片花瓣捡起来看了看，又轻轻放回地上，花瓣薄得透光，在掌心里几乎感觉不到重量。

邵福寿继续走，脚步比上午慢了一些，双腿开始有了疲惫的钝痛，大腿前侧的肌肉酸胀得像灌了醋，膝盖弯曲时发出细微的“咔哒”声。但他不敢停太久，陈伯说天黑前要回镇上，现在才刚过十点，还有十三个村子等着他。他数了数邮包里剩下的报纸和信件，最厚那叠是给大坪村的，八份报纸，其次是杨梅岭的六份。最轻的是白岩脚，只有一封挂号信，信封右上角贴着红色的“挂号”标签，用钢笔写着地址，收件人是个叫“陈彩娣”的女人，字迹工整清秀，像女人写的。他忽然想起那封台湾来的信还没送，杨梅岭还在后面，心里惦记着，脚步又快了几分。

横路头到了。

村子建在山坳里的一块平地上，四面都是层层叠叠的梯田，田里的冬水映着天光亮汪汪一片，像无数面细碎的镜子铺在山坡上。田埂上立着几个稻草人，穿着破旧的蓑衣戴着破草帽，手里举着竹竿，竹竿上绑着红布条，风一吹红布条飘起来，远远看去像在招手。村口有棵大槐树，树下的石凳上坐着一个编竹筐的中年人，手指粗粝如树皮，篾条在他手里上下翻飞像活物一样灵巧。他脚边堆着半成品：几只竹篮、几把竹筛、一摞竹匾，旁边搁着一把篾刀，刀刃在日光下闪着青光。

邵福寿把报纸交给他代转，中年人接过报纸搁在膝盖上，又从怀里摸出一包“红梅”烟递了一根过来。邵福寿仍然没接，笑了笑说赶路呢，把信交给您了。中年人把烟别回耳朵上，说你这孩子怎么跟老周一个脾气，老周也不抽烟，送了一辈子信也不抽烟，倒是爱喝酒，每次走到我这里都要喝一碗我酿的糯米酒，暖和了身子再走。邵福寿说我不喝酒，喝水就行。中年人哈哈笑起来，说那你比你师傅还正经。

从横路头到大坪又是一道山梁，但这道山梁比上午那道缓一些，土路为主，两边是退耕还林的幼松林，松树才一人多高，整齐地排列着像一排排等待检阅的士兵。那些松树是前年春天栽的，树干只有胳膊粗细，但长得直挺挺的，针叶青翠欲滴，在风里微微摇晃。他沿着土路往上走，路边长满了蕨类植物，叶子蜷曲着还没展开，像一个一个绿色的问号探出地面。他走到半程时忽然看见了什么——路边一丛枯草里，冒出几朵小小的紫色野花。花瓣只有指甲盖大小，贴着地面开，颜色是那种沉静的、近乎墨色的紫，花心一点鹅黄。邵福寿蹲下来看了好一会儿，认出那是早春的紫花地丁。他想起小学时自然课老师讲过，紫花地丁是春天最早开的花之一，它开了冬天就要过去了。他伸手轻轻碰了碰其中一朵，花瓣软软的凉凉的，像一小片紫色的绒布。他又看了看四周，果然在枯草底下发现了好多这样的小花，一丛一丛地藏在枯叶后面，安安静静地开着自己的花。

大坪村在半山腰的一处宽阔台地上，村子比潘庄还大，三十来户人家，房屋沿着等高线一层一层地往上叠，像梯田一样每一层都有一排房子，房前都有窄窄的石阶连接上下。村里有一棵巨大的银杏树，树干粗得三四人合抱不拢，树冠铺开半亩地，只是这个季节叶子掉光了，只留下伞骨一样的枝丫伸向天空，枝梢上缀着密密麻麻的叶芽已经鼓胀如米粒，只差一场春雨就要绽开了。树底下落着一层去年秋天的银杏果核，干瘪的果肉已经烂没了，露出里面白色的果核，踩上去咔咔地响。树皮上刻着许多字，有名字有心形有日期，最深的那些字已经被树皮长出的新组织包了一半，模模糊糊的，像要融进树干里。

邵福寿把报纸分给订户，又替村东头的李奶奶写了一封回信。李奶奶不识字，儿子在温州打工，每两个月寄一封信回来。今天刚好又到了一封，李奶奶拆开信让他念，信上说儿子在工地上干活，天晴就上工下雨就休息，一个月能挣一百二十块，下个月可能涨到一百五。李奶奶听了连连点头，说那就好那就好。她要回信，邵福寿就蹲在门槛上，膝盖支着信纸，握着圆珠笔一字一字地记。李奶奶说：“儿啊，你爹咳嗽好多了，开春就能下地了，你别担心。你自己注意身体，别省饭钱，冷了添衣服。过年要是忙就不回来，路远车票贵，但得给家里来个电话。上回你二叔家的闺女在镇上装了电话，你打那个号码就行，号码是......”她想了想，“号码我忘了，你记着打给二叔家转就行了。”邵福寿写得很慢，遇到不会写的字就问李奶奶，或者从她儿子上封信里找那个字的样子照着描。他写完后念了一遍，李奶奶听了连连点头，又从枕头底下摸出五毛钱塞给他，“买块糖吃，路远辛苦了。”邵福寿把钱推了回去，说不要钱您留着买盐。李奶奶不依，非要塞给他，两个人推让了好几个来回，最后还是邵福寿找了个由头说所里规定不能收钱，李奶奶这才作罢，但硬是给他灌了一壶热水，让他带着路上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