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昭珩正在百户房里整理假钞案的尾档，窗外廊下的脚步声忽然变了节奏。

从松散随意的来回踱步变成了齐整的、带着某种秩序感的落地声。

他放下笔抬起头，那阵脚步声停在了门口。

一个穿褐红袍子的中年人站在门槛外，面白无须，腰间挂着东厂的铜牌，身后跟着四个番子，一字排开站在廊下，像五根钉子齐整地钉进木料里。

谢昭珩认出那个人——当初来签押房要卷宗未果、后来又出现在千户书房旁听对质的那位领头东厂番子，如今换了一身品级更高的褐红官袍，腰牌上的字也从原来的“档头”换成了“理刑千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