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往北走，河水从清变浑，两岸的风景从江南的婉约渐渐变成了中原的辽阔。

沈持玉在底舱待了三天。

白天睡觉，夜里清醒——不是故意颠倒了时辰，是底舱没有窗户，分不清白天黑夜。

通风口透进来的光时而亮时而暗，她只能靠那一点微弱的变化判断时辰。阿圆比她更适应黑暗，像一只活在船舱底下的老鼠，无声无息地蜷在角落里，偶尔翻个身，偶尔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她睡不着的时候，就听水声。

船底的水声分很多种。

平静的时候是哗哗的，像有人在轻轻地翻书；遇到暗流的时候是咕咚咕咚的，像有什么东西在水底下喘气；经过闸口的时候，水声会突然变大，轰隆轰隆的，像打雷。

吴老大说，这段运河有七道闸，每过一道都要等，运气好的话等半个时辰，运气不好的话等半天。船工们在甲板上骂娘，声音剁碎了掉进底舱，沉闷而遥远，像隔了一层厚厚的棉被。

第四天夜里——她猜是夜里，因为通风口透进来的光暗得几乎看不见——阿圆忽然说话了。

“阿姐。”

沈持玉睁开眼。黑暗中她看不见阿圆的脸，只能感觉到他的方向。

“嗯。”

“你去京城做什么？”

沈持玉想了想，说：“找人。”

阿圆沉默了一会儿。

“找谁？”

“一个我没见过的人。”沈持玉说。

阿圆又沉默了一会儿。黑暗中传来他翻身的声音，粗布衣服在木板上蹭了一下，沙沙的。

“阿姐，我爹说过，没见过的人，最好别找。”

沈持玉在黑暗中笑了一下。“你爹还说过什么？”

“还说过——”阿圆顿了顿，“还说过，京城不是好地方。能不来就别来。”

沈持玉侧过身，朝着阿圆的方向。“那你为什么从京城跑出来？”

阿圆不说话了。

底舱里安静了很久。久到沈持玉以为他睡着了，才听见他的声音，比以前轻得多，轻得像怕被什么人听见。

“我爹死了。”

沈持玉的心揪了一下。

“我娘改嫁了。后爹不要我，我就跑出来了。”

阿圆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跟他没关系的事，“听说南边有钱赚，我就往南走。走了好久，走到钱塘，没找到钱，差点饿死。听说有船回京城，我就爬上来想着——回去也好，京城至少还有个小姨，不知道还认不认得我。”

沈持玉没有说话。她在黑暗中伸出手，摸索着找到了阿圆的手。那手还是凉凉的，比刚才抖了一些。她握住了，没有松开。

“到了京城，你先去找你小姨。”沈持玉说，“如果找不到——来找我。”

“你在哪儿？”

沈持玉想了想。她不知道裴国公府在哪儿、不知道那把钥匙能打开什么、不知道到了京城之后第一脚该往哪里踩——她什么都不知道。

“到了京城，我在城门口等你。”她说。

阿圆沉默了片刻，然后笑了一声。那笑声很轻，像黑暗中一朵很小的花开了。

“阿姐，你人真好。”

沈持玉没有回答。她闭上眼睛，听着船底的水声，哗哗的、咕咚咕咚的、轰隆轰隆的，像是整个运河都在替她问一个问题——

到了京城，然后呢？

第六天清晨——这次她确定是清晨，因为通风口透进来的光是一天中最亮的——吴老大掀开底舱的盖板，探进半个身子。

“起来起来，快到了！”

沈持玉坐起来，揉了揉眼睛。阿圆已经醒了，抱着膝盖坐在墙角，像一只蜷缩的狐狸，眼睛亮亮地看着她。

“京城？”阿圆问。

“京城。”吴老大说，“半个时辰后靠岸。收拾好东西，别落下什么。”

沈持玉站起来，把包袱重新系好，检查了一遍——短刀在，算尺在，路引在，银子在。她拍了拍衣服上的灰，走到阿圆面前。

“走吧。”

阿圆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裤子短了一截，露出半截小腿，上面布满了淤青和伤痕——旧的已经发黄，新的还是青紫色，像是被人打过。

沈持玉看了那些伤痕一眼，没有问。

两个人爬出底舱。

甲板上，晨风吹过来，带着河水特有的腥味和远处炊烟的气息。沈持玉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胸口堵了好几天的一团什么东西，终于散开了一些。

东方的天际泛着鱼肚白，太阳还没出来，但天已经亮了。远方的地平线上，有什么东西在雾中若隐若现——不是树，不是山，是——

“京城到了。”吴老大说。

沈持玉眯起眼睛。

京城。

大梁的都城，天子脚下，权贵云集。苏府的货要往京城送，崔七的信要往京城寄，裴国公府在京城，那把钥匙能打开的东西也在京城。

她看了很久，看到雾气慢慢散去，看到城墙从雾中一寸一寸露出来。

灰色的城墙，很高，很高，比她见过的任何墙都高。城墙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角楼，角楼上飘着旗帜，看不清颜色。城门很大，大到能并排走三辆马车。

这就是京城。

沈持玉忽然想起母亲说过的一句话：“京城是天底下最大的棋盘，走对一步，满盘皆活。走错一步，尸骨无存。”

她攥紧了包袱的带子。

船靠岸了。

吴老大把跳板搭上码头，朝沈持玉和阿圆挥了挥手：“到了到了，下去吧。”

沈持玉背起包袱，踏上跳板。跳板很窄，只容一人通过，底下是黑沉沉的河水。她走得很稳，一步一步，没有往下看。

阿圆跟在她身后，赤脚踩在跳板上，一点声音都没有。走到头的时候，他跳上码头，回过头看了沈持玉一眼，脚步顿了一下。

“阿姐，你真的在城门口等我？”

“真的。”

阿圆看了她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转身跑了。赤脚踩在青石板路上，啪嗒啪嗒，像一只受惊的兔子，很快就消失在了人群中。

沈持玉站在码头上，看着他的背影不见了，才转过身，沿着码头往城门的方向走。

码头上很热闹——比她见过的任何码头都热闹。卸货的船工扛着麻袋在跳板上走来走去，脚夫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有人在吵架，有人在讨价还价，有人在往马车上装货。空气里混杂着河水的气味、马粪的气味、油条的气味和人的汗味。

她穿过码头，走上一条宽阔的大街。大街两旁全是店铺——布店、粮店、茶庄、酒楼、当铺、药铺，一家挨着一家，招牌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红底黑字、蓝底金字，看得人眼花缭乱。这是她这辈子见过的最宽的街。

她按照记忆中的路线，往城北走。

裴国公府在城北的永昌坊，离皇城不远。周四爷走之前跟她说过：“到了京城，先别急着去裴国公府。找一个地方住下来，摸清情况再说。”

她找到了周四爷推荐的一家客栈——在永昌坊隔壁的永安坊，不大，藏在一条窄巷子里，门脸很不起眼。门口挂着一块泛黄的木招牌，上面写着“高升客栈”四个字，油漆已经剥落了大半。

她走进去。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胖胖的中年妇人，圆脸，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看起来和气生财的样子。看见沈持玉进来，站起来招呼：“住店？”

“住。”沈持玉把路引放在柜台上，“要一间房，住三天。”

妇人拿起路引看了一眼，还给她，从柜子底下摸出一把铜钥匙：“楼上左手第二间。房钱一天五十文，不包吃。要热水再加五文。”

沈持玉从怀里掏出碎银，付了三天的房钱。

妇人收了银子，上下打量了她一眼，目光在她腰间的算尺上停了一下，又迅速移开了。她没有多问——在京城开客栈的人，什么人都见过，不该问的不问，这是活命的规矩。

“小兄弟，吃饭可以去巷口的李家面馆，便宜，量大。别去永安坊大街上的酒楼，贵，还宰客。”妇人絮叨了一句，又坐下开始扒拉算盘。

沈持玉上楼，找到自己的房间。

房间不大，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洗脸架。窗户朝南，能看到巷子里的行人和对面屋顶上的灰瓦。床单是白色的，洗得发白，有浆洗过的硬挺感，但很干净。她把包袱放在床上，把门窗关好，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

然后她从包袱里取出那把钥匙。

铁钥匙，巴掌大小，锈迹斑斑。“裴”字还在，“裴国公府库房”六个字还在。字迹模糊了一些，但还能看清楚。

她看了很久。

明天。

明天去裴国公府。

下午，沈持玉出门了。

她先在巷口的李家面馆吃了一碗面。面很粗，汤很咸，放了很多葱花，上面漂着一层厚厚的油花。她吃得很慢，一边吃一边看着面馆里的人。

面馆不大，五六张桌子，坐满了人。

有挑夫，有脚夫，有账房先生模样的人，也有几个穿着绸衫、看起来像小商贩的人。

他们说话很大声，南腔北调，什么口音都有。沈持玉竖起耳朵听了几句，没有听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吃完面，她去永安坊大街走了一圈。

永安坊大街是城北的主街，宽约三丈，两侧全是店铺。绸缎庄、珠宝铺、当铺、酒楼、茶馆、书肆，一家比一家气派。街上行人摩肩接踵，马车川流不息，有穿着绸衫摇着折扇的公子哥，有戴着帷帽的小姐，有挑着担子的小贩，也有穿着破烂、蹲在墙角晒太阳的乞丐。

沈持玉走到永安坊和永昌坊的交界处，停下来。

永昌坊的入口处有一道牌坊，牌坊上写着“永昌坊”三个大字，两边各有一根石柱，柱子上刻着对联。

牌坊后面是一条更宽、更安静的街道，街上行人不多，偶尔有一顶轿子经过。

裴国公府在永昌坊的中段。

她没有走进去。她站在牌坊外面，远远地看了一眼。

那是一栋很大的宅子，灰墙黑瓦，门前蹲着两只石狮子——比苏府门前的更大、更旧，石狮子的嘴里都缺了一颗牙，像是被风雨侵蚀的痕迹。门上挂着一块匾额，写着“裴国公府”四个字，匾额上的金漆已经斑驳了，露出底下灰扑扑的木头。

门口站着两个门房，穿着半旧的青色袍子，双手抄在袖子里，靠在门框上打哈欠。看起来不像是在看门，倒像是在打发时间。

一个没落的国公府。

沈持玉记住了那个方向，转身走了。

夜里，沈持玉躺在床上，盯着房梁。

京城的夜比钱塘安静得多。没有船工的号子，没有河水的哗哗声，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一两声狗叫，和巷子里更夫的梆子声——“咚——咚咚——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她翻了个身，把手枕在脑袋底下。

脑子里又在转了——不是账册上的数字，是阿圆的脸。那个孩子说“我爹死了”的时候，声音平平的，没有哭，没有闹，像在说一件早就过去的事。但她知道没有过去。那种声音，是一个人在黑夜里哭过太多次之后、眼泪已经哭干了之后、才能发出的声音。

她想起弟妹。

沈砚，沈墨。不知道他们在城东的院子里过得怎么样。赵五娘会照顾好他们的——五娘说过，她这辈子没本事，但看孩子她拿手。她信五娘。

她还想起裴昀的脸。他说——“你这辈子，有没有想过——不清醒一次？”声音很低，低到像是怕被什么听见，又像是在确认自己不是一个人。

她翻了个身。

不想了。

明天还有正事。

第二天一大早，沈持玉换了身衣服。

她把那件浆洗得发白的素色男装穿上，把头发扎得一丝不苟，把算尺别在腰间显眼的位置——不是防身，是身份的象征。

一个带着算尺的人，在别人眼里，是一个账房先生，或者是一个商贾子弟，总之不会是一个来路不明的人。

她走到裴国公府门前，深吸一口气。

门房还在打哈欠。两个人，一高一矮，高的那个瘦得像竹竿，矮的那个胖得像圆球。他们看见沈持玉走过来，懒洋洋地抬起眼皮。

“找谁？”

“找裴国公。”沈持玉说。

高门房上下打量了她一眼，目光从她的男装滑到她的算尺，又从她的算尺滑到她的脚——脚上穿的是一双旧布鞋，赵五娘给她的那双，鞋底磨得差不多了。

“国公爷不在。”高门房说，语气里带着一种训练有素的敷衍——不像是真的不在，像是“你不配见”。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沈持玉从袖子里取出那把铁钥匙，握在掌心，只露出刻着“裴国公府库房”的那一面。

“我替人来还一样东西。”

高门房的目光落在钥匙上，瞳孔微微缩了一下。他和矮门房交换了一个眼神。矮门房转身进去了，脚步很快，不像刚才那副懒洋洋的样子。

沈持玉站在门口等着。

过了大约一盏茶的功夫，矮门房跑出来，气喘吁吁的，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不是紧张，是慌张。

“国公爷请你进去。”

沈持玉把钥匙收回袖子里，跟着矮门房走进了裴国公府。

穿过前院，走过多重门廊，经过一处假山，路过一个池塘，她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步子。从大门到正厅，走了三百四十七步。

院子里很安静，没有多少人走动，有几个仆人在扫地，看见她走过，抬起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去了。

院墙上的漆剥落了一块又一块，露出底下灰白色的墙皮。柱子上有几道裂缝，用木条补过，补得不大好。

裴国公府比她想象的大，也比她想象的破。

正厅里，一个中年男人坐在太师椅上。

五十出头，高瘦，穿着半旧的靛蓝色绸袍，头发花白，梳得一丝不苟。五官和周正，年轻时应该是个好看的人，但眼下满是疲惫，两只眼睛深深地凹下去，像两口快要干涸的井。

他抬起头看着沈持玉的时候，目光在她身上停了几秒，然后缓缓移到了她腰间那把黄铜算尺上。

“苏府的人？”他问。

沈持玉摇头。

裴国公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沈持玉从袖子里取出那把铁钥匙，放在他面前的桌上。

裴国公低头看着那把钥匙。

他的脸色变了。

不是害怕，不是愤怒，是一种——一个以为自己已经把所有秘密带进了坟墓、忽然发现坟墓的门被人撬开了的表情。

“这把钥匙，你从哪里得来的？”他的声音发紧，像绷得太久的琴弦。

“苏府。苏老太爷的密库。”

裴国公的手指在太师椅的扶手上微微颤了一下。

“苏老太爷——让你来的？”

“不是。”沈持玉说，“他已经死了。”

裴国公沉默了。他拿起那把钥匙，在掌心握了很久，握得指节发白，然后慢慢地把钥匙放在桌上，推回到沈持玉面前。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沈执玉。”

裴国公看着她的脸，看了很久，像是在努力从她的五官里辨认出什么人的影子。

“你想开那把锁，”他说，“对不对？”

沈持玉没有说话。她不需要说话，裴国公替她说了。

“那把锁，”他的声音低了下来，低到像在和自己的良心说话，“锁着的东西，你打不开的。”

“为什么？”

裴国公抬起头看着她，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声音来。他的目光从她的眼睛移到了她腰间那把算尺上——那目光里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像一个人在悬崖边看见了多年前掉下去的东西。

他站起来，从沈持玉身边走过，走到正厅门口，停下来，背对着她。

“跟我来。”

他走进了正厅后面的一条走廊。

走廊很长，两侧的墙上挂着几幅字画，画上的颜色已经褪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团团模糊的墨迹。

裴国公走在前面，没有说话。沈持玉跟在后面，也没有说话。两个人走过一个又一个天井，穿过一重又一重门，走到后院最深处的一个小院子。

院子不大，种着几棵歪脖子树。树下的石桌石凳上长满了青苔，看起来很久没人来过了。更远的地方是一排老旧的厢房，门窗紧闭，窗纸上积着厚厚的灰。

裴国公从腰间取下一串钥匙，从中挑出一把最小的，打开了厢房的门。

屋子里很暗，所有的窗户都用木板从外面钉死了，一丝光都透不进来。空气中弥漫着陈旧的灰尘味和木头腐朽的气味，呛得沈持玉咳了两声。

裴国公摸索着点燃了桌上的蜡烛。

烛光亮起来的那一瞬间，沈持玉看见了——

满墙都是纸。

不是账册。是纸。一张一张，铺满了四面墙。从地面到天花板，密密麻麻，像成千上万只白色的蝴蝶钉在了墙上。

纸上，是同一个人的笔迹。

她认出了那个笔迹。

是母亲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