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是公司的老人，五十出头，头发白了一半。去年因为不肯在一份假的测试报告上签字，被张凯找了个由头挤走了。

我约他在一个快打烊的沙县小吃见面。他点了拌面，我点了扁肉，两个人都没要酒。

“我知道你会来找我。”老周第一句话就这么说，嘴里嚼着面，“张凯那小子，对你下手了？”

“嗯。连锅端。”

他点点头，从兜里摸出一个U盘，推过来。

“里面有三样东西。张凯让我改测试数据的邮件原件，虚开购买发票的扫描件，还有他们套政府补贴的材料，数目不小，够判几年的。”

我拿着U盘，没觉得高兴，只觉得沉。

“周哥，你当初为什么不告他？”

老周放下筷子，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恨，有疲惫，还有某种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告过。”他说，“找过劳动仲裁，找过记者，找过纪委。仲裁说证据不足。记者说选题敏感。纪委说会关注，让我回去等消息。”他笑了笑，那笑容比哭还难看，“三个月后，我老婆查出乳腺癌。我需要钱，需要医保，需要…………算了，不说了。”

我握着U盘，手心全是汗。

“我现在给你这些，不是帮你。我是想看看，这世道还有没有公道。”

他站起来，拍拍我肩膀。那力道，跟张凯三个月前拍我时一模一样，但感觉完全不同。

张凯拍我，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怜悯。

老周拍我，是两个落水的人，在互相确认对方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