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我深吸了几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那我现在怎么办？”

他想了想，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您先搬出来，别在家里住了。这个您拿着。”

我接过来，是一个录音笔，黑色的，很小巧。

“这个录音笔是我们配的，续航很长，能录几十个小时。”

“您回去之后随身带着，一直开着。如果他有什么异常的举动，或者说了什么奇怪的话，都能录下来。”

“我们现在没有证据，不能直接抓人。”

我把录音笔攥在手心里，金属的外壳冰凉。

“如果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马上给我打电话，这是我的名片。”

他又递过来一张名片。

“任何时候，半夜也没关系。”

我接过来，看了一眼，城东派出所，李建国。

“李警官，”我站起来，“我搬出来就行了吗？他会不会找到我？”

“您先回娘家住一阵，别告诉他你妈家的地址。如果他联系你，你就说想家了，回去住几天。别激怒他，也别让他觉得你已经发现了什么。表面上一切正常，明白吗？”

我点点头，把名片和录音笔都塞进包里。

“还有，这几天别单独跟他待在一起，尽量在人多的场合。如果他让你跟他出国，千万别去。”

我浑身一凛：“出国？”

“上次那个老太太的儿子，回来之后也一直说要带他妈出国，说国外好，要带她去享福。”

“老太太跟我们提过一嘴，当时没当回事。现在想想......”

他没有说下去，但我已经明白了。

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十一月的风很冷，我裹紧外套走在路上，脑子里一片混乱。

为什么要消失？

消失到哪里去了？

那个老太太和她的儿子，现在在哪里？

还活着吗？

我的手插在口袋里，攥着那支录音笔，指节发白。

我开始回忆这十年里所有的细节。

我和陈默是2014年结的婚。

那时候他28岁，在一家外贸公司做业务员，身体很差，一米七八的个子只有一百二十斤，风一吹就倒。

他有严重的胃病，三天两头跑医院，走两步路就喘，医生说他是先天体质不好，底子太弱。

我们结婚刚满一年，他就说要出国工作。

说是公司有个外派的机会，工资是国内的五倍。

他跟我商量的时候特别兴奋，说去干几年攒点钱回来，日子就好过了。

我当时不同意，我们才结婚一年，他身体又不好，一个人去国外我怎么放心。

但他铁了心要去，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了就没有了。

我们吵了好几次，最后还是他赢了。

然后就是漫长的异地。

我们主要靠微信联系，每天发几条消息，偶尔打个电话。

但电话很少，他说工作忙，经常加班到半夜，有时差，不方便。

我想跟他视频，他总说摄像头坏了，或者说在宿舍不方便，同住的同事已经睡了。

我当时没多想，觉得在国外打工确实不容易，条件艰苦也能理解。

但有些时候，他还会失联。

最长的一次，整整五天没有消息。

我发了无数条微信，打了无数个电话，一个都没回。

我急得差点买机票飞过去找他，后来他回了一条消息，说项目赶工期，连续加了五天班，手机都没时间看。

我当时信了。

现在想起来，一个正常人，五天不看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