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了。

急救车在凌晨一点十二分到了长安巷七号。

敲了十五分钟的门，打了八个电话，没人开，没人接。

联系了房东王叔。

王叔说：“租客可能出去了吧，小年轻嘛，别大惊小怪的。“

急救人员在走廊里等了二十分钟。

隔壁302的张阿姨探头出来说：“那丫头下午就一直在咳，咳得吓人。我去敲了好几次门，没人应。“

急救员又拍了几遍门。

里面安安静静的。

最终因为无法确认是否为有效警情，做了登记，撤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

王叔上楼收房租。

掏出备用钥匙拧开了门。

一股沉闷的、不对劲的气味扑面而来。

“小苏？小苏你在——“

他看到了我。

蜷在门边的一具尸体。

青紫色的脸、发黑的嘴唇、大敞着的、彻底涣散的瞳孔。

嘴角还挂着一缕已经干涸发黑的血迹。

王叔的腿当场就软了，钥匙哐当一声掉在地上，连退了三步才靠住走廊的墙壁。

“报......报警！快报警！“

警笛声划破了长安巷的安静。

法医初步判断：死于重症肺炎引发的急性呼吸衰竭。

如果在发病后六到八小时内接受治疗，存活率超过百分之九十。

死亡时间：前一晚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

也就是说——在苏家灯火通明、觥筹交错、全家切蛋糕拍全家福的同一个夜晚，苏棠在拨出最后一通120电话之后，不到两个小时，独自咽了气。

警察从我的手机里调出了通话记录。

“爸爸“——七个未接来电。

“哥哥“——已接，23秒。

“妈妈“——已接，47秒。

最后一通：120。时长两分三十四秒。

电话打到了苏家。

爸爸接起来的时候，声音还带着宿醉的沙哑。

“喂？哪位？“

“请问是苏棠的父亲苏先生吗？“

“苏棠......她又怎么了？“

“先生，您的女儿在出租屋中被发现死亡，请您尽快到长安巷七号——“

剩下的话他没有听完。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闷响。

是咖啡杯从手中滑落、砸碎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声音。

四十分钟后。

黑色奔驰急刹在长安巷楼下。

爸爸冲过警戒线，推开民警，跌跌撞撞地闯进了那间六平米的出租屋。

然后他站住了。

像被钉子钉在原地。

太小了。

小到一张床、一张桌子就占去了全部空间，连衣柜都放不下。

墙角钉着一根晾衣绳，上面只挂着两件衣服——一件洗到发白的校服外套，一件袖口脱了线的灰色卫衣。

桌上摞着高高的教辅书，旁边码着四五桶方便面。

窗户缺了一角，用塑料袋糊着，风一吹就呼啦啦响。

地上还残留着干涸的血痕——是我临死前咳出来的。

妈妈跟在后面进来。

她的目光扫过这间屋子，最终定格在床上那床薄得几乎透光的被子。

十一月的冬天，没有暖气，只有一床跳蚤市场淘来的破棉被。

她的膝盖一软，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指尖触到了那片干涸发黑的血迹。

浑身开始像筛糠一样颤抖。

“棠棠......我的棠棠......“

哥哥站在门口，双手死死抓着门框。

他的目光在屋子里来回扫，最后落在了墙上钉着的一张纸上。

那是一张排得密密麻麻的时间表。

早上五点半到七点，早餐店帮工——30元。

七点半到五点半，上课。

晚上六点到十点，烧烤店刷盘子——50元。

十一点到凌晨一点，便利店通宵码货——35元。

每天工作超过十二个小时。

日薪，115块。

时间表的右下角，用红笔圈了一行字——

“距离礼物全部攒齐：还差17天。“

哥哥盯着那行字，喉结上下滚了好几次。

嘴唇在拼命地抖。

他把脸埋进了手臂里，肩膀无声地耸动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