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我终于可以下床行走了。

虽然脚步还有些虚浮，手臂上留下了永远无法消除的狰狞疤痕，但我感觉自己重新活了过来。

我能下地做的第一件事，是联系了一位雷厉风行的离婚律师。

律师带着拟好的文件来到病房。

贺川站在门边，看着律师把那份印着“离婚协议书”几个大字的文件递给我，脸色煞白。

他拼命摇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走到我床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