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关上院门，扶着爸妈上了货车。

车子缓缓发动，驶出了大窑村那条坑洼不平的土路。

两个月后，姐姐在县医院顺利产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

我抱着那个柔软的小生命，听着病房里爸妈和姐姐的欢声笑语，紧绷了两世的神经终于彻底松懈下来。

可是，生活虽然步入了正轨。

我的心里却始终觉得很空。

大窑村的经历像是一道深深的疤，让我对“助农”和“乡村”这两个词产生了生理性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