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去了打印店。

“老板，这些材料，每样帮我印六百份。”

打印店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叔，他看了一眼我U盘里的文件，目光在“判决书”三个字上停了一下。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问，默默点了打印。

机器嗡嗡地响起来，一张张白纸被吞进去，吐出来密密麻麻的文字。

我看着那些判决书一张张叠起来，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六年前，我借钱给周婶的时候，从来没想过会有今天。

那时候的我，以为人心换人心，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对你好。

现在我知道了，不是所有人都有良心。

有些人，你的善良在她眼里就是软弱，你的退让在她眼里就是好欺负。

你越是忍，她越是得寸进尺。

打印了整整一个上午，六百份材料装了满满三个大袋子。

我提着袋子回家，把它们码在客厅角落里。

然后我拿出手机，翻到周婶的微信。

我想了想，给她发了条消息。

“周婶，我妈住院急用钱，那五十万你们到底还不还？这是最后一次问你了。”

消息发出去，等了十分钟，没有回复。

我又打了一个电话，响了两声就被挂断了。

再打，直接提示忙音。

我被拉黑了。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对方已拒接”几个字，心里最后那点犹豫也消失了。

我给周婶发了最后一条短信。

“周婶，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三天之内，把钱还给我，我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否则，后果自负。”

消息显示发送成功，但我知道她不会回。

果然，三天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

周婶一家的生活照旧。周强的媳妇每天发朋友圈炫富，周婶在小区里跟人打牌聊天，笑声隔着几层楼都能听见。

她们大概觉得，我这个幼儿园老师，翻不起什么浪。

好吧。

那就让你们看看，一个被逼到绝路的人，能做出什么事。

第四天，我请了假。

早上六点，天刚蒙蒙亮，我提着三个大袋子出了门。

我先去了周婷所在的小学。

那所学校在城东的一条巷子里，门口挂着“城东第一小学”的牌子，看起来很气派。

我到的时候还不到七点，校门口冷冷清清的。

我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看到保安室亮着灯。

我走过去，敲了敲窗户。

保安大叔探出头来，警惕地看着我。

“干什么的？”

我笑了笑，从袋子里拿出一份装好的材料，递给他。

“大叔，麻烦您把这个转交给校长。是关于学校一位老师的重要材料。”

保安接过信封，翻来覆去看了看，上面没有署名，只有“校长亲启”四个字。

“什么老师？”

“周婷老师。”

保安的表情变了变，显然他认识周婷。

他没再多问，接过信封放在桌上。

我转身离开，没走几步，又折返回来。

“大叔，能麻烦您告诉我教师办公室在哪一层吗？我还有几份材料要送。”

保安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教学楼三楼。”

我道了谢，提着袋子进了学校。

时间还早，教学楼里静悄悄的，只有几个早来的老师在办公室里整理东西。

我上了三楼，找到教师办公室。

门开着，里面有两个女老师正在吃早餐。

我敲了敲门，微笑着走进去。

“两位老师早上好，打扰一下。我是周婷老师的朋友，有些材料想请你们帮忙转交一下。”

她们对视了一眼，其中一个年轻点的老师指了指靠窗的桌子。

“周老师的座位在那儿，你放她桌上就行。”

我把一份材料放在周婷的桌上，又额外拿出几份，递给那两个老师。

“这是复印件，你们也可以看看。是关于周老师家庭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学校领导和同事应该了解一下。”

她们接过信封，抽出来看了一眼。

我清楚地看到，那个年轻老师的眼睛瞬间瞪大了。

她没有说话，只是死死地盯着那张判决书。

我笑了笑，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接下来，我挨个办公室敲门。

教导处、德育处、总务处，每一间都没落下。

同样的开场白，同样的微笑，同样的动作。

每到一个办公室，我都会留下几份材料，确保每个人都能看到。

我做这些的时候，心里没有任何快感。

只有一种平静，像深秋的湖水，冷而清澈。

从小学出来，我又去了区教育局。

教育局的大楼在市中心，比小学气派多了。

我提着剩下的材料，走进大厅。

前台有个小姑娘，看到我提着大包小包，问我来办什么业务。

“我来送一些材料，关于城东第一小学教师周婷的家庭诚信问题，想请局领导了解一下。”

小姑娘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会有人来送这种东西。

她迟疑了一下，让我把材料放在前台，说会转交。

我没有为难她，把材料整整齐齐地码在前台上，然后离开了。

但我没有真的走。

我站在教育局门口的马路对面，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上班时间一到，人多了起来。

我看到有人进进出出，就主动迎上去，递上一份材料。

“您好，打扰一下，这是关于城东一小教师周婷的情况，麻烦您转交给相关领导。”

有的人接了，有的人摆摆手拒绝。

但大多数人都接了。

六百份材料，发到最后，我的手都酸了。

最后一封信封递出去的时候，我看了看手机，上午十点半。

太阳已经很高了，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站在路边，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该做的都做了。

接下来，就看老天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