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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那天，我妈把我扔在公交站，自己打车走了。

理由是：【我已经垫付了六百块，没钱再为你浪费二十块打车费。】

我捏着口袋里仅有的两块钱硬币，坐了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回家。

推开门，我那个小我两岁的弟弟宋家明，正穿着一双崭新的阿迪达斯限量款球鞋，在客厅里

走来走去。

“姐，你看我这鞋帅不帅？两千多呢！”他一脸得意。

我看着那双鞋，又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洗得发白、鞋底快磨穿的帆布鞋，什么都没说。

那是我用捡了三个月废品的钱，换来的二十块钱的“高档货”。

我妈从厨房探出头，看见我立刻拉下了脸：

“死回来了？还以为你死在医院了，赶紧的水池里的碗堆成山了，洗了给你记两块钱，就

当给你攒大学学费了。”

她一边说，一边温柔地看着宋家明：

“我们家明穿着真帅，像个大明星，走，妈带你去吃肯德基。”

宋家明欢呼一声，路过我身边时故意踩了我一脚。

“看什么看，穷鬼。”他小声嘀咕。

我低下头，看着鞋面上那个肮脏的脚印，慢慢攥紧了拳头。

这不是第一次了。

记忆里，这种对比从我记事起就存在。

小学三年级，隔壁班的小花穿了一条带蕾丝边的粉色公主裙，我羡慕得不行。

回家拉着我妈的衣角撒娇，求了她一个晚上。

她正在看电视，眼皮都没抬：“想要？行啊，那裙子八十，你自己攒。”

我翻出饼干盒做的存钱罐，倒出所有的零钱，数了三遍，才二十六块五。

全是我帮家里跑腿买酱油、刷马桶、倒垃圾，一毛一毛挣来的血汗钱。

“不够。”她说。

“想要就把地扫了，给你记五毛，什么时候攒够了，什么时候买。”

为了那条裙子，我像个疯了的小陀螺。

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抢着干活。

冬天的水龙头，流出来的水像冰碴子，我的手生了冻疮，又红又肿，裂开一道道细细

的口子，沾水就疼。

我妈看见了，只会从抽屉里扔给我一盒廉价的蛤蜊油。

“涂上，别耽误干活，看你这么可怜，今晚洗碗给你涨到两块五。”

多出来的五毛钱，在那时的我看来是天大的恩赐。

我花了整整四个月，终于攒够了八十块。

当我把那堆零钱兴奋地捧到她面前时，她数完却皱起了眉：

“现在天都冷了，买什么裙子？浪费钱，这钱我先替你存着，回头算你下学期的书本费。”

那年冬天，我依然穿着袖口磨破的旧棉袄。

而宋家明，正穿着刚买的新款羽绒服，在雪地里打滚。

我忍不住问：“妈，弟弟为什么不用干活就能穿新衣服？”

她一边给弟弟拍身上的雪，一边理所当然地说：

“他是弟弟，是男孩子，将来要顶门立户的，跟你不一样。”

那时我不懂，什么叫不一样。

我只以为，是我干的活还不够多，攒的钱还不够换来那种“免费”的特权。

现在我懂了。

在她的世界里，儿子是家人，是投资。

而我，是外人，一个挣生活费的工具。

我走进厨房，看着堆积如山的油腻碗碟，我把手伸进刺骨的冷水里。

洗完后，我拿出藏在口袋里的账本，一笔一划地写下：

“高三，晕倒住院，欠款600元。”

“目标：逃离这里。”

“第一步：考一个最远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