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爸妈就从日内瓦赶了回来。

他们风尘仆仆，脸上带着旅途的疲惫，却没有一丝对我的心疼。

妈妈，那位永远优雅端庄的中文系教授，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审视着我。

“苏晚，你现在知道错了吗？”

爸爸，那位严肃古板的历史系泰斗，敲了敲桌子。

“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下学期就去学校旁听，准备考研。你哥会帮你。”

他们就像在宣布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看着他们，眼神空洞。

“我没错。”

“啪！”

又是一记耳光，还是苏呈。

“不知悔改！”他怒斥道。

我舔了舔嘴角的血，彻底放弃了和他们沟通。

我站起身，平静地看着他们，然后拖着那个空荡荡的行李箱，转身就走。

这一次，我想回到那个破旧的出租屋，那个我唯一能称之为“家”的地方。

没有一个人拦我。

然而，我没能走出别墅的大门。

刚走到门口，一阵突如其来的高热和剧痛席卷了我全身，我眼前一黑，重重地倒了下去。

再次醒来时，我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明亮的灯光，刺鼻的消毒水味，还有我“家人”们焦急的脸。

他们看到我醒来，如释重负。

“晚晚，你吓死妈妈了！”

“医生说你是劳累过度，加上急性肠胃炎。”

他们七嘴八舌地关心着，但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

那不是简单的肠胃炎。

我趁他们去缴费的间隙，偷偷找到了主治医生，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请他为我做一个全面的、私密的检查。

结果出来那天，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表情前所未有的凝重。

他递给我一份报告单。

我颤抖着手接过，目光落在那个刺眼的、阳性的符号上。

HIV。

世界在我眼前分崩离析。

医生叹了口气：“姑娘，我知道这很难接受。你被侵犯的时候，对方是恶意传播......我们已经报警了。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接受治疗，积极面对。”

我拿着那张薄薄的纸，感觉有千斤重。

原来，那晚失去的，不只是清白，还有我全部的人生。

我走出办公室，爸妈和苏呈正等在外面。

“医生怎么说？是不是可以出院了？”苏呈一脸轻松地问。

我看着他们，忽然笑了。

我把那张诊断书，缓缓地，递到了他们面前。

“恭喜你们。”

“你们的‘教育’，成果显著。”

我看着他们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从震惊，到惊恐，再到绝望。

我从未感到如此的快意。

在他们惊骇的目光中，喉咙里那股压抑许久的腥甜终于无法抑制。

眼前一黑，我彻底失去了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