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嫂子，我过来住两天不打扰你吧？”

女同志笑着说，铺面迎来一股雪花膏的味道。

我还没接话，丈夫就立马接过她的皮箱：

“她一个粗人，谈什么打扰，我让她她带孩子去招待所住，方便我们工作。”

我看着手里生锈的钥匙，零下十二度的寒气从门缝钻进来。

而怀里的女儿还不满四十天。

我笑了：“不打扰，我可乐意了，乐意在大雪天带着孩子出去，好给你们腾位置！”

丈夫的脸色瞬间变了：“你胡说什么？”

“去年三月你出差回来，衬衫上不但有口红印，还沾着这个牌子的雪花膏香。”

丈夫喉结滚动，想开口却被我截断。

“放心，”我拉紧女儿的小被子，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家：“这个家，连同你这个人，我们都不要了。”

寒风卷着雪花扑进来，我头也不回地踏进雪幕里。

1.

“媳妇，有女同志要来家里住几天，你今天就带着闺女去招待所住吧。”

刚出月子没两天，丈夫就做了安排，我望着窗外白茫茫的雪：“可是外面零下十二度......”

“你身体壮实怕什么？这不都能下地干活了？”

他丢给我一把招待所的钥匙，我认得这家招待所，五毛一晚，条件很差。

“苏同志她是来写重要报道的，住在家里才能方便跟我讨论工作。”

我听到这个称呼，突然想起他曾酒醉时漏嘴的话：

“苏同志说的没错，我这技术该评工程师的，就是家里人拖累了。”

我攥紧钥匙，突然觉得没意思极了。

“行啊，”我随口答应，“那这个家，我们不会再回来。”

锄头“哐当”一声砸在冻硬的土地上，碎冰碴溅起半尺高。

远处村口已经挂起了红灯笼，年味儿顺着寒风飘过来，刺得人眼睛发涩。

我抱起躺在炕上的闺女往里屋走。

我刚出月子，身子还虚着。

但村里老王家给五十块钱让耕地，林志说反正我呆着也是呆着，就给我接了活。

“你疯了？锄头说扔就扔，地里的活不干了？”

林志的声音追着我进屋，带着毫不掩饰的不耐烦。

他弯腰捡起锄头往墙角一靠，震得土墙簌簌掉土，“苏梅下午就到，家里乱糟糟的，你还有心思在地里磨蹭？”

我走到炕边坐下，解开棉袄扣子把闺女搂进怀里。

窗外传来别家孩子放鞭炮的噼啪声，喜庆得很。

我抬眼看向林志，语气平静：“孩子饿了，先喂奶，活没干完，等会儿再去。”

“等会儿？”林志皱紧眉头，一脸嫌弃地瞥了眼我怀里的孩子。

“让你带闺女去招待所住几天，你摆着张脸给谁看？苏梅是县里文化馆的干部，来写农业报道，住家里方便讨论工作，这是正事！”

“正事”两个字，他咬得格外重。

我没接话，低头看着闺女粉嫩的小脸，心里跟明镜似的。

我是孤儿，吃百家饭长大，没上过学不识字，可这不代表我傻，更不代表我低人一等。

这年头妇女能顶半边天，我有手有脚，凭力气吃饭，凭良心过日子，没什么可自卑的。

当初嫁给他时，他家三间土坯房漏风漏雨，是我跟着他起早贪黑种玉米、收麦子，一年挣下八百四十块钱，把破瓦换成新的；

是我给村里张寡妇家帮佣，每月三十块钱，洗一家五口的衣服、做饭打扫，攒钱给婆婆买了件灯芯绒新棉袄；

是我每天天不亮就烧火做饭，晚上缝补到深夜，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他才能安安心心在公社上班，拿着每月四十五块的工资。

彩礼是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当年只值一百二十块，现在还摆在堂屋。

他每天听新闻、听戏曲，从没问过我想不想听。

“我没摆脸，”喂完奶，我把闺女轻轻放在炕上抬头看着林志，“我答应了去住，你还想怎么样？”

“答应了还这副死气沉沉的样子？”

林志拔高了声音，“苏梅是有文化的人，能来咱们家是福气，你一个没文化的妇道人家，懂什么叫顾大局？别拖我后腿！”

“没文化不代表没脑子。”

我站起身，直视着他的眼睛，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我知道什么是分寸，也知道什么是尊重，你让我带着刚出月子的孩子去住五毛一晚的招待所，我没说不，你还不满意？”

“你这是跟我顶嘴？”林志气得脸都红了。

这时婆婆掀着门帘进来了，手里端着一碗红薯粥，一进门就撇着嘴：

“小雪，不是我说你，林志也是为了前程，苏同志是见过大世面的，住家里是给咱们家抬举，你别不懂事。”

“我可不敢不懂事。”

我紧紧抱着孩子，话里带刺。

外面的鞭炮声更响了，红光照亮了半边天，可这屋里却冷得像冰窖。

在他们眼里，我和闺女就是可以随便打发的累赘，而苏梅才是能给这个家带来“福气”的人。

这个家，我付出得再多，也始终是个外人。

晚饭桌上，红薯粥、腌萝卜，还有一个白面馒头。

林志把馒头推给婆婆，自己喝着粥，从头到尾没看我和闺女一眼。

以前吃完饭我总是第一时间收拾碗筷，洗碗刷锅，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可今天我放下碗，抱起闺女就往炕上坐。

“你咋不收拾？”林志放下筷子，眉头拧成一团。

“累了，不想动。”我淡淡地说。

“累？你就去地里刨了两垄地，累什么？”他嗤笑一声，“我看你就是愚钝，说你两句就摆脸色，一点不懂事！”

我没理他。

愚钝？他才愚钝，以为我没读过书就好糊弄。

夜里闺女睡熟了，小小的身子蜷缩在我怀里。

我轻轻起身，借着窗外红灯笼透进来的红光收拾东西。

一个旧包袱，几件我的打补丁的衣服，闺女的小褂子、尿布，还有那台收音机。

收拾到林志的枕头时，我摸到里面硬硬的，抽出来一看，是一沓信纸。

2.

借着红光，我一字一句地看下去，越看心头越怒。

“志哥，见你第一面就被你吸引，你有才华有抱负，不该被柴米油盐困住。那个乔雪，大字不识一个，只会种地洗衣，怎么配得上你？”

“你偷偷给我买的雪花膏真好闻，比城里供销社卖的还香，志哥，你对我真好，不像对乔雪，连块布票都舍不得给她，我真为你不值......”

落款是“梅”。

我把信纸折好塞进贴身衣兜，心里没有波澜，只有一个念头：这婚，必须离。

外面的鞭炮声还在响，家家户户都在盼着过年团圆，可我只想带着闺女离开这里。

我乔雪有手有脚，能种地能挣钱，离开他，我和闺女照样能活得好好的。

我伸手掀开炕席的一角，那里藏着我这些年攒下的所有积蓄。

一块用手帕包着的零钱，还有几张整票，我一张一张地数着，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

种地是家里的主要收入，去年玉米收了一千二百斤，卖了六百块，麦子收了八百斤，卖了二百四十块，总共八百四十块；

给张寡妇家帮佣，每月三十块，干了十个月，三百块；

平时给村里家家户户洗衣服，一件五分钱，缝补衣服一件一毛钱，一年下来攒了一百一十块；还有我结婚时的彩礼，那台红灯牌收音机，当年公社供销社卖一百二十块，现在虽然用了三年，也能值八十块。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几年我足足攒了一千五百三十块钱。

而林志，他每月工资四十五块，说是公社干部，却从来没给家里交过几分钱。

我记得清清楚楚，三月十五号，他从我的钱罐里拿了十五块钱，给苏梅买了那支她信里提到的英雄牌钢笔；

五月二十三号，他拿了五块钱，买了本硬壳笔记本送给苏梅；

七月八号，他又拿了二十块钱，说是“帮苏梅买资料”；

上个月，他偷偷拿了十块钱，给苏梅买了那盒她夸个不停的雪花膏。

这些他以为我不知道的事，我其实都看在眼里。

以前想着“夫妻过日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现在他都要把我和闺女赶出家门了，我再也不能忍了。

我把钱重新包好，塞进棉袄的内兜，紧紧贴在胸口。

然后，我把那沓情书也放进去，和钱放在一起。

我抱着闺女，坐在炕边，一夜没合眼。

天快亮的时候，闺女醒了，我给她喂了奶，就去田里干活。

走到院子里，正好碰到婆婆起床。

她瞥了我一眼，没说话，径直走向厨房，灶房里很快升起了炊烟，大概是在给苏梅准备白面馒头和鸡蛋吧。

3.

清晨的风更冷了，零下十二度的低温，呼出的气都变成了白雾，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疼。

村口的红灯笼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红得刺眼。

地里的土冻得邦邦硬，一锄头下去，只能刨出一个小坑。

我咬着牙，一下一下地刨着，每一下，都是为了自己的未来。

就在我刨到地那头的时候，远远地看到两个人朝村里走来。

一个穿着深蓝色的干部服，是林志；另一个穿着粉色的确良衬衫，外面套着一件米色的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皮包，一看就是苏梅。

他们走在铺着薄雪的小路上，身后是红彤彤的灯笼，倒像是一幅喜庆的画。

林志也看到了我，他愣了一下，随即皱起了眉，显然没想到我还在地里。

苏梅顺着他的目光看过来，看到我手里的锄头和满身的泥土，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

“小雪，你怎么还在地里？”

林志快步走过来，语气带着责备，“苏同志来了，你赶紧回家招呼着，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丢人现眼？”

我无语地看着他：“我种地赚钱，养活自己和闺女，怎么就丢人现眼了？倒是你，带着别的女人回家，把自己的老婆孩子往外赶，就不觉得丢人？”

“你胡说八道什么？”

林志的脸瞬间涨红了，他下意识地看了苏梅一眼，生怕她误会。

苏梅走上前来，脸上带着虚伪的笑容，声音柔柔的：

“林嫂子，你真辛苦，这么冷的天还下地干活，不过种地也不用啥文化，就是费力气，你也真能干，不像我，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就只会写点东西。”

搁这明夸暗贬呢。

我放下锄头，拍了拍手上的泥土，“苏同志说得对，种地是不用文化，但能挣口饭吃，能养活孩子，干干净净，问心无愧，不像有些人，专挑别人的家惦记。”

“你......”苏梅的脸色瞬间变了，眼眶一红，看向林志。

“志哥，我不是故意的，我不该来的，我还是走吧。”

“你别听她胡说！”

林志立刻护住苏梅，伸手拍着她的后背安慰，瞪着我的眼神却像要吃人。

“乔雪，你太过分了！苏同志是客人，你怎么能这么跟她说话？她好心来帮我写报道，你却这么污蔑她！”

“帮你？”我嗤笑一声，“是帮你评工程师，还是帮你把我赶走？林志，你看看有哪家会在大过年的把自己媳妇闺女往外赶？”

我越说越激动，林志脸色也愈发难看。

可我不管，反正我已经决定离婚了，我怕啥！

苏梅这时假意上前劝道：“志哥，嫂子刚出月子，情绪不稳定，又赶上过年，心里难免不舒服。要不......我还是去住招待所吧，别让嫂子误会了，也别影响你们过年。”

“不行！”林志立刻打断她，语气坚决，“你是来干正事的，怎么能住那种地方？委屈谁也不能委屈你，过年怎么了？过年也得以正事为重！”

他转头瞪着我，“乔雪，我最后说一遍，赶紧回家收拾东西，带着孩子去招待所，现在就去！”

话音刚落，他就跑进里屋，抱着孩子出来。

闺女被他抱得不舒服，哭得撕心裂肺。

“给你！”林志把闺女粗鲁地扔到我怀里：

“现在就带着她走！别在这儿碍事，影响我们过年！”

我心脏猛地骤缩，赶紧接住，闺女的小脸哭得通红，额头上都冒了汗。

我看着林志，眼里满是恨意。

这时，婆婆也跟着出来了，手里拿着我的旧包袱，往我脚边一扔：

“赶紧走赶紧走，苏同志还等着进屋呢，别耽误我们贴春联、准备年夜饭！”

我艰涩地弯腰捡起包袱，抱紧闺女，恨恨地看着他们。

门“砰”地一声关上了，紧接着，传来了苏梅和婆婆、林志的说笑声。

我没有往招待所的方向走。

那五毛一晚的破地方，漏风漏雨，我绝不会带着闺女去受那个罪。

我记得公社旁边有个妇联，那里专门帮妇女解决困难。

我要去那里，我要离婚！

4.

零下十二度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把闺女紧紧裹在我的棉袄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着她。

路上的积雪没到了脚踝，每走一步都很艰难。

远处的村庄里，鞭炮声、笑声、歌声交织在一起，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可这喜庆的氛围却让我觉得更加凄凉。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棉袄被寒风浸透，冻得我瑟瑟发抖，可我心里却异常坚定。

我不能回头，也没有回头的路了。

走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看到了公社的牌子，妇联就在公社大院的西侧，一间不大的屋子，门口挂着“妇女联合会”的木牌，旁边还贴着一张红色的福字，透着些许暖意。

我推开虚掩的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

屋里有两个女同志，一个年纪稍大，穿着灰色的干部服，正在整理文件；

另一个年轻些，穿着蓝色的工装，看到我进来，立刻站了起来。

“同志，你怎么了？”年轻的女同志看到我满身的泥土和冰霜，怀里还抱着个熟睡的孩子，赶紧迎了上来。

“快进来烤烤火，外面天这么冷，还下着雪，马上就过年了，怎么还带着孩子在外头跑？”

我点点头，走到屋里的火炉边，把闺女小心翼翼地放在旁边的椅子上，用棉袄裹好。

年纪大的女同志也走了过来，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喝口水暖暖身子，慢慢说，出什么事了？是不是和家里人闹矛盾了？”

我接过水杯，双手捧着，热水的温度透过杯子传到我的手上。

我却还是觉得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冷。

我张了张嘴，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愤怒，因为这么多年的不值。

“同志，请你们帮我照看一下这个孩子。”

我抹了一把眼泪，将孩子递了过去。

“我要，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