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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的“表演”正式开始。

我在自家院子里，架起了三脚架，把那台红色的徕卡全站仪安了上去。

这玩意儿在工地上很常见，是测绘坐标和角度的，但在我们这种居民区里，绝对是独一份。

我像在项目上一样，戴着安全帽，穿着反光背心，打开仪器，开始工作。

我对着张大金正在施工的建筑，一会儿调焦，一会儿记录数据。

我的行为，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工地上干活的工人停了下来，对着我指指点点。

“那小子干啥呢？神神叨叨的。”

“谁知道，看那架势，跟咱们工地的测量员似的。”

“他测咱们的楼干嘛？有病吧。”

路过的邻居也好奇的围了过来。

“周家这小子，是不是受刺激了？辞了工作回家，脑子瓦特了？”

“八成是。跟张大金斗，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

“现在只能搞这些没用的，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

我妈很不解，也很担心，把我拉到一边，小声问：

“儿啊，你这是干啥啊？别再惹大金不高兴了。”

我扶着她的肩膀，让她放心。

“妈，我不是在玩，我是在工作。在收集证据。”

证据？

我妈听不懂，但她选择相信我。

张大金开着他的宝马回来了，看到我院子里的阵仗，发出一阵夸张的大笑。

他把车窗摇下来，探出他那颗油光锃亮的脑袋。

“哟，周正，大学生，玩上高科技了？”

“怎么着，想自己盖个模型啊？没钱找我啊，哥借你！”

他副驾驶上坐着的一个妖艳女人也跟着笑。

“张哥，你这邻居真有意思，还挺有钻研精神的呢！”

张大金得意洋洋：“那可不，知识分子嘛，脑子跟咱们不一样。”

他显然把我当成了一个斗不过他，只能用这种方式发泄不满的书呆子。

我没理他，继续我的工作。

我每天都测。

早上、中午、晚上，不同时间点，我都会记录一次张大金的建筑对我们家窗户的遮挡情况。

我用全站仪精确测量出他建筑的每一个拐点的三维坐标。

然后把这些数据导入电脑里的CAD软件，建立了一个和他工地上一模一样的三维模型。

再把我家房子的模型也建进去。

通过软件模拟，我可以精确计算出，

从他这栋楼建起来的任何一天起，我家每一个房间的日照时间，被缩短了多少分钟。

《民法典》规定，住宅的日照权是受法律保护的。

低于国家标准的，就是侵权。

我要的，就是这个最精准、最无法辩驳的侵权数据。

但这只是第一步。

我还有第二步、第三步。

一个星期后，我换了设备。

我拿出裂缝宽度检测仪，贴在我们两家共用的那堵墙上。

那道因为张大金施工而产生的裂缝，正在以每天0.1毫米的速度，缓慢地扩大着。

我每天记录三次读数，拍照，存档。

当裂缝宽度超过某个临界值，就意味着这堵墙的结构安全已经受到了威胁，随时可能倒塌。

这是“重大安全隐患”。

周末，施工队休息。

我拿出了我的大疆无人机。

无人机嗡嗡地升空，飞到了张大金工地的正上方。

我从空中，用高清摄像头，拍摄了他整个建筑的布局。

他超出了规划红线多少米，占用了多少公共面积，

建筑密度有多大，在航拍图和地籍图的叠加对比下，一目了然。

我还拍到了他们施工的细节。

为了省钱，楼板的钢筋铺得稀稀拉拉，间距远超设计规范。

承重柱的模板缝隙很大，浇筑混凝土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漏浆的痕迹，这会严重影响结构强度。

这些，普通人看不懂，也想不到去拍。

但我懂。

我干了五年，见过太多因为这些细节没做好而垮掉的楼。

我的每一次“表演”，张大金都看在眼里。

他的态度，从一开始的嘲笑，慢慢变成了不解和烦躁。

他看不懂我在干什么，但男人的直觉告诉他，我做的这些事，让他很不舒服。

他开始找我的茬。

有一次，他故意让搅拌车把混着石子的泥浆，“不小心”甩到了我家院子里，溅了我一身。

我没骂他，也没动手。

我只是默默地拿出手机，对着他，对着溅了一地的泥浆，录了一段视频。

然后回家，换了身衣服，继续我的测量。

我的冷静，让他感觉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更加暴躁。

他不知道，他的每一次挑衅，都成了我证据链上新的一环。

一个长达三个月的，用专业知识编织的天罗地网，正在悄然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