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成都府咨议局。

大厅比长安那个气派多了，桌椅崭新，墙上还挂着“广开言路”、“政通人和”的匾额。阳光透过玻璃窗（这东西在成都工坊已能小规模生产，优先供应衙门和富户）照进来，亮堂堂的。可林启坐在主位旁听席上，只觉得这亮堂，有点刺眼，有点假。

会议已经开始一会儿了。流程和长安那次差不多，但又“成熟”得多。主持会议的是一位姓郑的咨议局“议长”，据说是本地退下来的老翰林，德高望重。发言的官员代表，是成都府的一名通判，口才比长安那位还好，把新政在成都的成就，说得天花乱坠，数据详实，例子生动——什么合作社粮食增产几成，工场工人收入翻番，商税增长几何，外商云集如何繁华......听得在座的“代表”们频频点头，面露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