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透了以后，阿贝才敢把包袱里的干饼拿出来。

她在十六号码头的长椅上坐了一整天。从清晨到日暮，看着轮船一艘一艘靠岸又一艘一艘离开，看着扛麻袋的苦力们换了两班岗，看着卖茶叶蛋的阿婆把炉子里的煤球换了三回。没有人注意她。上海太大了，大到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就像黄浦江里多一滴水少一滴水，谁也不会多看一眼。

干饼是养母临行前塞进包袱的。饼已经硬了，边缘干得裂了口，咬一口要嚼上老半天才能咽下去。阿贝一小口一小口地啃，把掉在膝盖上的芝麻一粒粒拈起来放进嘴里。她吃得很慢，不是因为舍不得——好吧，确实舍不得。包袱里一共只有四张饼，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上下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