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前夕，我的丈夫沈知行把我妈等了两年的肝源，调给了他照顾五年的孤女陈南星。

“林教授，很抱歉，肝源转运是沈律师亲自协调的。”

主治医生摘下口罩，脸上带着歉意和无奈。

我站在手术室外，浑身血液发冷。

沈律师？我的丈夫，沈知行？

脑中轰鸣作响，我颤抖着摸出手机，拨通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

电话很快被接起，女孩微弱的啜泣顺着听筒传来。

我努力压抑着胸口翻涌的酸涩，声音却还是止不住地颤抖：

“沈知行，你把我妈的肝源调走了？！”

“稚水，南星突发急性肝衰竭，指标恶化极快，她等不了。”

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沉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所以我妈就等得了吗？！”

我几乎是在尖叫。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传来他冷静得近乎残忍地回应：

“妈的情况虽然危急，但至少还有药物和仪器维持，等待下一个肝源还有时间。”

“南星父亲就死在我手里！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她死掉！”

“那我妈呢？我妈就该死——！！”

话音未落，电话随着女孩的哭喊声被猛地挂断。

我转身回到病房，母亲插着呼吸机，安静地躺着，脸色灰败。

我握住她冰凉浮肿的手，眼泪终于决堤。

监护仪上的心率曲线，一点点趋于平缓。

最终，在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后，变成了一条毫无起伏的直线。

世界，在那一刻，死寂一片。

我心里的最后一丝温度，也随着那条直线，一同消散了。

我和沈知行，曾是法学界人人称羡的神仙眷侣。

他出身清贫却才华耀眼，像一棵奋力向上生长的白杨。

我欣赏他的坚韧，也心疼他的不易。

从大学校园的青涩相恋，到步入婚姻，我始终坚信沈知行爱我如命。

直到五年前，那桩轰动一时的陈建国杀人案。

沈知行作为陈建国的辩护律师，在证据链几乎完全指向被告的情况下，拼尽全力寻找突破口。

但他最终还是输了。

陈建国入狱后不堪受辱，含冤自杀。

从那天起，沈知行就变了。

他将所有的罪责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那份无法释怀的愧疚，像藤蔓一样缠绕住他，也缠绕住我们的生活。

他开始无微不至地照顾陈建国的女儿，当时还在读大学的陈南星。

他说，这是他的责任。

我一开始是理解的，甚至和他一起，帮陈南星处理学业和生活上的琐事。

可渐渐地，这份责任变了味。

我们结婚纪念日，他会因为陈南星发烧，在餐厅门口掉头就走。

我评上教授职称的庆祝宴，他会因为陈南星失恋喝醉，提前离席。

甚至我父亲的七十大寿，他都因为要陪陈南星参加毕业典礼而缺席。

每一次，他的说辞都是：“稚水，她一个人太可怜了，我不能不管她。”

那个坚定果断的沈知行，在陈南星面前，却总是一副小心翼翼，百依百顺的模样。

我不是没抱怨过，不是没争吵过。

但每次，他都会用一种深沉而疲惫的眼神看着我，仿佛我才是那个无理取闹的人。

不知过了多久，沈知行的电话再次打来，我动作麻木的接通。

他的语气急切又充满自信：

“稚水，你相信我，我已经联系了最好的渠道。”

“一天，只要一天，就会有新肝源的消息，妈不会有事的。”

“沈知行，不必了。”我开口，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觉得陌生：“我妈死了。”

死一般的寂静。

电话那头的沈知行呼吸声骤然加重。

“稚水…”他的声音颤抖的，想说什么，却又一个字也发不出。

我没有哭，没有歇斯底里，只是平静地挂断了他的电话。

母亲的后事办得很快，也很简单。

我没有通知沈知行，他大概是从别处听说了消息，葬礼那天还是来了。

沈知行一身黑色西装，衬得他面容愈发憔悴。

我全程都没有看他一眼。

葬礼结束后，我回到我们曾经的家，径直走向书房。

拉开抽屉，翻找出那个被我遗忘多年的牛皮纸袋。

七年前，沈知行律所初创遭遇重大危机。

父亲动用家族人脉为他摆平麻烦后，坚持要他签下的。

当时父亲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知行，这份协议算是我们老林家给她的最后一道护身符。”

“若他日你负她，这便是她自由的凭证。”

沈知行当场签了字，说他这辈子都不会让我用到它。

我摩挲着那份泛黄的纸张，上面“离婚协议书”五个大字，此刻显得如此刺眼。

沈知行的签名，依然苍劲有力，仿佛在嘲笑着曾经的誓言。

我的手有些抖，却还是拿起笔，在属于我的那栏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把离婚协议放进了包里。

然后，我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爸，我们带妈离开这儿吧，嗯，再也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