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曼的礼物，成了我灰暗生活里唯一的光。

我开始更系统地学习设计，没日没夜地泡在我的房间里。

我设计出了更多衣服，那是我对抗这个冰冷豪门的唯一方式。

我脸上的伤渐渐好了，人也变得开朗了一些。

我换掉了以前为了遮挡自卑而留的邋遢发型，露出了干净的脸庞。

虽然气质远不如弟弟那般出众，但至少，我敢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

我妈是女明星出身。

平时，我弟换块手表，她都能精准点评出是百达翡丽还是江诗丹顿，甚至能探讨不同表带带来的气场差异。

但我的新形象，维持了整整一个星期，没有一个人发现。

我还是不死心。

在一次家庭晚餐时，我主动开口：“妈，你看我今天，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妈的目光从财经杂志上抬起来，在我脸上一扫而过，随即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像在驱赶一只苍蝇。

“你弟在欧洲的项目出了点麻烦，我正烦着呢，你别吵。”

那一刻，我所有的分享欲都消失了。

从那天起，我好像再也没主动跟他们说过任何关于我自己的事。

连我在国际设计大赛上拿了新人奖的事，他们不问，我就不说。

也许是我的“不吵不闹”终于让他们省心了。

在我二十岁生日那天，我爸给了我一笔钱，和城郊的一套带花园的别墅。

美其名曰，“成年礼物”。

实际上，我知道，这是在宣告，我被彻底地、体面地“流放”了。

我妈跟我谈话时，话说得很委婉。

“随安啊，你也长大了，该有自己的空间了。家里人来人往，总是谈工作，也打扰你。搬出去，清净。”

“你弟弟很快要和萧曼订婚了，家里要重新装修，到时候乱得很，你身体不好，别再过敏了。”

他句句都是为我好。

句句都是在告诉我，这个家，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

我沉默了很久，平静地接受了。

搬家的那天，我弟也在。他穿着一身利落的高尔夫球装，刚从球场回来，手里还拎着球杆。

他靠在门框上，看着我指挥工人搬运那些布料和器材，眼神里充满了轻蔑。

“也好，搬出去，免得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

他顿了顿，用球杆的末端，点了点我一个装满了染料的箱子。

“林随安，你知道你和我的区别吗？”

他没等我回答，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我创造的，是能让林家市值翻倍的价值。而你创造的，”他轻笑一声，“只是一堆一文不值的地摊货。”

“你体谅体谅家族的决定吧，我们养不起一个没用的闲人。”